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我要特别提到他的《我的补肾生活》，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一对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其实过的是丈夫独自自慰，然后用手给其妻子满足的性爱生活；而那个妻子，居然认可了这种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丈夫补肾。看完这个小说，我就好像小说中那个偷窥到这一切的“我”一样，有一种被洞穿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生活！ 中国历来有进补的传统，只要看现在满街的广告就知道。所谓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重视生命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补肾，也就是说，补元气。因为有亏，所以才需要补。因为我们生存有难了，所以才要补元气，让我们活下去。《我的补肾生活》可谓触摸到了我们生活的敏感神经。最忘不了的是那个吃活肾的细节。妻子对自己的生活恐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见补就买，而且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总能毫不费力地买到那些补物，她开始对补物的补效产生了怀疑。最后，他给丈夫买了人肾。这个血腥的细节让我想起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活肾却是从被社会深恶痛绝的被枪决的黑社会头目“本拉登”身上盗割来的。推销商这样宣传这个肾的价值：“本拉登”的肾，绝对猛！——这里面，蕴含着比“人血馒头”还大的荒谬。华老栓在买人血馒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革命烈士的血跟普通人的血的区别，而在陈希我笔下，价值观念却完全被颠倒了：正义和邪恶，罪犯和补物，整个地混乱了，我们看到的是乱世之下的人心。正如陈希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我们灵魂中黑暗的盲点。 确实，陈希我的小说，与当下文坛萎靡琐碎的风气是大不相同的，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阅读陈希我是需要有坚强的神经的：一场玩笑居然引发出抢劫的妄想（《去偷，去抢》）；一句调侃居然让一个小康之家感觉到了巨大的穷困，跑到街上哭穷（《我要哭》）；相貌平平的新娘在一次婚纱照中的癫狂最终酿成了所谓的“强奸案”（《今天你脱了没有》）；一个执意不肯背叛自己妻子单身赴国外旅游的丈夫，忽然执意要为妻子买一件性感衣裳《绑住我吧》）；一对小恋人为了能够有实质性交媾，千方百计合谋，让女方钦定的未婚夫先破了处女膜（《我们的苟且》）；假如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抑制感觉的物质，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感觉神经的抽动，血管的奔流，我们一刻也活不下去（《我疼》）；假如把种种私有生活场景（包括上卫生间前后撩衣摆、在化妆时挤眉弄眼、翻看自己的内牙龈、夫妻互相手淫）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如何再面对这个世界？当妻子知道丈夫背着她自慰，她又该怎么跟她生活下去（《我的补肾生活》）…… 陈希我在挑战我们的文学思维。在他的牵引下，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可怕的另一面，就像电影《偷窥》中的女主角看到了窥视狂房东向她展示的房客们的隐私。也许是因为我们本来有阴暗，我们就总想把阴暗处遮蔽起来，藏着掖着，我们害怕正视自己。没有遮蔽，人类世界就不成其为人类世界，我们就不成其为人，所以，《偷窥》中的女主角最后将偷窥机械砸毁了，对房东大叫：“回去做你的人吧！”我们毕竟还是要做人的，不论是想做还是无可奈何非做不可。如何活着，才是我们最需要花心智来解决的问题。我们惊讶地看到了，《绑住我吧！》中那个苦苦不肯在国外背叛妻子的丈夫简直到了洁癖的程度，他为了给妻子买那件性感的“带胸口袋的女装”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怕什么？他在求什么？他在竭力保持什么？他在为什么挣扎？还有《我的补肾生活》中那个知道了丈夫背着她自慰还给他补肾的妻子，她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深邃！那是我们无法探寻的深海，她的绝望，她的无奈，她从绝望之海下终于凫出的力量，她的勇气，她在黑暗之下寻找亮点的惨绝。 阅读这样的具有强大力量的反常情节，我总想起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阐释卡夫卡的那段话，他说：“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处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我认为，陈希我的小说也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的作品，至少，他一直在这样努力着。他向存在极致进发的方式，使他能够看到生活下面坚硬的部分，看到黑暗之下的光，这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往往喜欢慵懒（“慵懒”是陈希我作品中用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对之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陈希我小说中的妄想，疯癫，自我折磨，吸毒，假性性交，补肾，这些近乎惨绝人寰的变态，正是导源于他所指认的这种大绝望：在绝望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那你惟有付出变态的代价。我们知道，从卡夫卡开始，作家笔下的绝望者，最终几乎无一例外都走向死亡——死似乎成了绝望惟一的结局。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先锋作家身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从绝望走向疯狂，直至死亡，它一直是先锋文学的母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存在的绝望拓展了边界。他很少直接写人物的死亡，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人物内心的绝望，因为即便是死亡，在苦难重重的人类生存中也已经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死不了、却只能变态地活着的悲惨景象。德国诗人胡腾（Ulrich von Hutten）有一句诗说：“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欢快的事。”反过来说，心灵若昏睡乃至死亡了，那活着便是件恐怖的事情。陈希我之所以不让他笔下的人物轻易地死去，就是为了用他们变态地活着的代价，来进一步暴露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深渊状况。 说到变态，我想起若干年前陈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放逐，放逐》。他在里面写了虐恋，这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涉猎虐恋的作品之一。人在绝望的时候，只能靠虐待和受虐获得生存理由，我印象中涉猎此类领域的作家有著名的王小波。可是，王小波的虐恋是对政治压迫的一种反抗，更多的还停留在政治学、社会学上的层面上，而陈希我笔下的虐恋则更多的是关注人性本身。《放逐，放逐》有一个给我深刻极为印象的结尾：一对通过虐恋建立起感情的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女子把碎玻璃扎进老头的心脏，老头居然仍引导女子逃亡，直到他估计女子已经安全逃脱，他当着跑来的人们的面，将玻璃尖刃更深地扎进自己的心脏，喊道：我自杀！ 可以说，这种虐恋意识一直在陈希我的作品中闪烁。特别是到了《我疼》，他对虐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放逐，放逐》。在《我疼》中，那个总是感觉身体疼痛、害怕性交给她带来更大痛苦的女孩，居然缠着男人成就这样的痛苦。虐恋就是这样的特点，“他所怕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恋活动中为自己所安排的事。”（李银河：《虐恋亚文化》）还有那篇《绑住我吧》，光标题就已经很明显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婚姻是需要捆绑的。捆绑无疑是一种痛苦，一种苦难，男主人公解脱苦难的方法是把自己捆绑得更紧。“受虐者的逻辑是：鞭打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且不必为此负责了。”（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于是他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离了婚。我们同样也忘不了《我们的苟且》中的两个无望的小恋人，他们的虚拟做爱勿宁是一种对对方的折磨。这是爱吗？也许如经典的虐恋作家、奥地利的马索克在《穿貂皮衣的维纳斯》中所说，“伟大的热情只有在相反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虐恋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满足，因为感到了深层的危机。那个《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我”，总是喜欢用“掐”，用“揭秘”来表现他的爱，不也是危机的驱使？就像笛卡儿所说的，“我思故我在”，虐恋的逻辑是：“我痛苦故我在。” 如同一个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悲惨状况，表演自己如何经受折磨（这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受虐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有着这种对人性柔弱的揭示；卢梭的《忏悔录》和波德莱尔的诗作更是展示了人类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难，他们遭受残酷鞭打时，一直在面对着一个观众：上帝。他们想让上帝看到自己在为他受苦，看到自己如何为了自己的罪孽而受难。被爱和受难在信仰的层面被结合起来了。可是，陈希我笔下的人物没有上帝，只有变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拿什么拯救你的变态？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当代的精神处境》）当陈希我在作品中将现代人的处境指认为一种精神变态的处境时，很显然，他使我们加深了在一种没有信仰的状况下，人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思索。我们知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人和上帝）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了。可是，人的地位获得自我提升之后，并没有给人的生存带来幸福，它反而把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说：“目前看来，我们已被包围在一个再也碰不到上帝的世界。人对于新得到的自由觉得满意吗？上帝不再干涉个人和社会生活之后，人是不是找到更深的内在生活？人现在是不是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到人际关系？人现在是不是更有智慧、更情愿割舍自私而能积极地为一个更好的明日世界努力？现代人是不是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了解生活中所有的作为，甚至各种困境的意义？现在有谁可以托付我们的生命、盼望、忧伤？给未来学家？给科学家？给主张科技专政者？给艺术家？给诗人？给教授？给经济学家？给历史学家？给政治家？若假定现代人的疏离，其发生之根本原因为人不能够在科学、科技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临在（暂不论是何理由造成这个现象），这假定有没有道理呢？”即便是喊出“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隐喻的方式承认，离弃了上帝，人类的生存将陷入阴沉与怪诞：“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夺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尼采感觉自己被抛入了孤独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难之所了，于是，他警告我们：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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