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代价 彭见明
智者经常谆谆告诫我们要理性处世、理性消费、理性炒股、理性经商……这都是很好的道理,但怎样才能做到理性?最好的老师不是智者的理论,而是为此而付出的教训和代价,甚至是血的教训和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慢慢懂得什么叫做理性。倘若说写小说一定是要有思想意义的话,我这篇叫做《搞车》的小说,大致是在讲这么一个道理。 近十多二十年以来,现实生活中的深圳,有两大“搞车”的群体最为持久而活跃,一是湖南的攸县,占了深圳的士车的半壁以上的江山。二是我老家平江县,占了深圳半挂大货车半壁以上的江山。高峰期我的老乡们开着几千台巨大的加长车在深圳昂首挺进,带家属有一两万人在当着编外的深圳市民。有一些“搞车”的人赚了钱。绝大多数人开着车雄赳赳去,搭着火车垂着头回。我有直系亲属不幸成为了后者,把青春和所有积蓄(其中有我借给他们的稿费)扔在了那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我的老乡们世世代代蜗居在湘北山地,他们太需要热闹了,急切地想了解世界。还想赚钱!像所有媒体号召的那样,想尽快先富起来。怎样才能富得快?有老乡发现在深圳“搞车”富得快,一趟车跑下来,一结帐就是几千上万块,这钱真是赚得“又快又好”,很符合时下提倡的精神,事实上,在平江山地种十年田也当不得一趟运费……有一只蚂蚁发现了蜜,顷间便会有成千上万的蚂蚁会跟进,这是生态规律,人亦如此,因巨大的诱惑,平江人拉家带口贷款、借钱、凑份子买了车蜂拥下海。 然而,往往“快”了就“好”不起来,“好”了就赚不到“快”钱,于是便发生了我小说中所描绘的章节。但我的描述,不过是那漫长日子里几千台车上万勇士“搞车”故事的九牛一毛。 该作结束时我写到了理性,如今还能够在深圳坚持“搞车”的乡人,花了不少钱买到了理性。而更多的花了钱懂得了理性的,已经再也买不起车了,很可能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搞车”了──这便是来自遥远的地方的勇士们闯入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战斗结果。我想,文学应该关注这些。 按说这些场面可以写成一个波澜壮阔的长篇小说,但大多数时代的读者已经不怎么关注这样的事情了,就弄成个中篇,算是投石问路。能得到《十月》和《中篇小说选刊》的看重,甚感宽慰。 (《搞车》选载于《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