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他们身外的另一根筋

  我是他们身外的另一根筋

余一鸣

我生长的那块土地是一个建筑之乡，我的同伴或者小学毕业或者初中毕业就被父母领到某位师傅家去许拜师学泥瓦匠了。我读高中，读大学，毕业后我到家乡中学教书，他们从县城到省城，一直劳务输出到科威特。我结婚的时候，彩电和冰箱都要计划，他们说，这指标我们有，给你一个去外汇商店买吧。当时他们不要现代化标志的电器，他们要钱，他们掘到了第一桶金，忙着拉队伍，自立山头。等我到了南京教书，他们让我吓了一跳，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不断有人说，你那书别教了，到我公司来做个副总吧，我说，不行，要做就做董事长，他们没一个人愿意。但是他们不放过我，要买地，要接大工程，都拉着我出席，我是我们村里的文化人，在南京最好的中学教书，还能写小说，最主要的还能帮他们审查合同或者搞楼市策划什么的。公司之间有利益冲突，兄弟之间有矛盾，我还得做调解，扮演街道大妈的角色。在南京我有几个朋友圈，比如说写小说的，比如说收藏字画的，当然还有教书的。但讲实话，还是跟这帮老兄弟在一起自由，想骂娘就骂娘，想摔酒瓶子就摔。我们有一样的乡音，有一样的口味，为了吃家乡菜，有时会驱车几百里专门去老家过一次馋嘴瘾。我们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国外读书，我曾经要求他们能融入老外的社会和文化，但仔细一想，我们村上的人融入省城的生活都如此难，那要求是强孩子们所难。

我爱我的兄弟们。我写小说，自然会写到他们。在《不二》之前，我写过一个同题材的中篇发在《钟山》上，那次一不小心用了几个兄弟的姓氏，这下子热闹了。一个个对号入座，先是以成了小说人物为荣，接着是把虚构非虚构的情节都当成武器互相攻击。有兄弟就不开心了，说你怎么把我糟塌成那个样子，我有口难辩，我无法跟他们讲清楚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只有举杯赔罪。他派办公室人员把书摊上的那期杂志统通买下收藏了，足足有三个月，这位兄弟生我的气，后来想通了，说，再怎么也是一个村里出来的，你苦巴巴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个响声，你只要写得高兴，牺牲我就牺牲吧。我感动万分，写《不二》时，我觉得我要写不好就对不起我的兄弟们，可要想写好，就必须触摸人物的内心伤痛。在这种矛盾中，我只有尊重我小说中的人物，让他们自我发展。

《不二》发表后，有几个兄弟也读了，他们说，每个人物都像，每个人物的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每个人物又都不像，每个人物的身上又都有我们说不清的东西。我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自己陌生的东西。我的兄弟们都有村庄的烙印，但是进城二十多年了，他们都成了新时期的资本家，资本给每个人的身心都刻上了新的密码，我如果真的摸索到了这个密码，就能让兄弟们再一次认识自我。

我所供职的学校是外国语学校，学生大部分是走出国和保送的路，高考压力相对小一些。如果我供职在别的中学，我肯定没有时间保证写小说，也许会真的从了他们。但我常常想，如果我真的成为他们其中一员，也许就顾不上体察这个人群独特的伤痛。我站在这个人群之外，能更清楚地认识我的兄弟们，认识我自己的价值。人到中年已没有了雄心壮志，只剩了写小说唯一的喜好，就认真写吧。

感谢《人民文学》，让《不二》登上了文学的殿堂。感谢《中篇小说选刊》，这是我第一次上这个选刊，我期待了很久很久。

  （《不二》选载于《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