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判的歧途和潜能 耿占春 文学话语在今天各种各样的话语实践中的重要性正在偏移:如果文学话语仍然只意味着经典的诗歌、小说与批评模式的话。把文学带到这种地步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目前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关注问题的方式,已经从存在论问题转向制度性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文学转向人文学科,从人文学科转向社会学。伴随着这一变化是从文学的、抒情的与描绘的语用学,转向分析的、判断的与指令的语用学。也就是说,社会理性化的进程不仅发生在社会制度化层面,更重要的是发生在语言用法的领域。文学语言的修辞、象征与隐喻,在社会中的功能让位于语言的逻辑与理性主义的用法。这意味着个人内心主权的丧失,个人经验的主体地位的瓦解。意味在正在到来的工具理性主义对内心主权和经验主体的全面殖民化,意味着阿多尔诺所说的“概念的统治”。这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语境:概念比经验具有更多的发言权,抽象的事物比“具体生活”更有权威性。 在《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中,科恩谈到了“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这一相反的可能性或是事实。文学理论或其组成部分,已经影响并且改变了从精神分析学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艺术史等学科的概念,同文学性、艺术性与美学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扩展一样,文学理论在人文学科中和社会科学中扩散开来:它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的源泉和分析的基础。通过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强化,对语言的媒介特别是它的建构作用的认识、对叙述虚构功能的认可,文学理论影响到其他学科的理论建构,甚至文学理论被视为人文学科的范例。 在某种程度上,科恩提示了这些未能阐明的原理的核心。那就是:文学在虚构作品的创造中所满足的需求(以及阅读所满足的需求)正是人类扩展自身的需要,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的需要(在生活领域,这种功能可能在通过宗教忏悔、通过具有亲密关系的倾诉、通过精神分析的治疗作用等来满足的需求)。通过对复杂经验的反思,对梦与无意识的认识,达到自我启蒙。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中介,通常可能的方式是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达到自我理解与自我启蒙。文学人类学可以实现人类的一种自我启蒙:这种启蒙并不是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积累所带来,更不是以现代教育所提供的技术或技能知识为前提的,而是通过阐释我们无意识的经验并由此而引发的一种长时期的反省过程带来的。这一反省过程不再只是要满足我们的某种理想或某种特殊社会需要,即不再只是工具性的。因此,通过文学理论重新规划人文知识才似乎是一个周期性重复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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