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

2012-11-26 18:0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993| 评论: 0|原作者: 孟繁华

摘要: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 ——2009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孟繁华在2009年的文学话题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其处境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网络文学和其他因素的冲击下，文学遭遇了真正的危机，拯救文学的的呐喊也此起彼伏 ...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三）

三、现实、历史与“底层”的再发现
       黄咏梅长于写普通小人物，并在最寻常的生活中发现不易察觉的隐秘角落和人物心理。《档案》的故事同样令人惊心动魄：即便在档案制度有了很大松动甚至不再左右人的命运的时代，档案对人的威慑仍然没有成为过去。表哥李振声为了销毁不存在的个人不良记录，几乎绞尽脑汁。但当表弟冒着风险为他除掉档案中的“炸弹”时，他在大学时代偷看女生浴室受到的处分并没有记录在档案中。他简单的个人简历平淡如水。有趣的是作为讲述者表弟的心理活动：
      基于某种心理，我只是对我堂哥说，搞定啦，里边的不良记录已经被我冲到马桶里了，想找都找不回啦，要在记忆里才能找回啦！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说，好兄弟，真是帮我大忙啦！当听到他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猛然一松。我相信我的高兴和轻松跟他一样多。我多次听人说过，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有感应的，因为他们流着同一个源头的血，基因与基因之间是会相互触碰的。此刻，我完全能体会到我的堂哥那种如释重负。它们与我对隐瞒真相的不安如释重负一样多。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无论我怎么说出这件事情，结果都是——解决了。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不明就里的表哥并没有如释重负。在他那里，他那不光彩的一页毕竟被表弟看到了，于是他还是逃出了表弟的视野从此消失了。自以为有恩于李振声的表弟不仅深感沮丧：
     有的时候，我会很懊恼。懊恼的时候我做过很歹毒的设想，我想我应该跟那些黑帮电影学一招，我只要告诉李振声，他那一页不良记录我始终没有销毁，我还捏在手上。我可以让它消失也可以让它出现，就好像我手上捏着他李振声的卵蛋一样，我完全可以把李振声的命运当作人质。
      这些心理或细节显示了黄咏梅对档案制度的深刻理解，一个没有权势但可以掌握别人隐秘的人，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形成掌控别人的阴暗心理，血缘关系也不能改变，而且也不是因为仇怨或利益冲突。这种异化在长辈兄弟那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伯和父亲性格迥异，对事物的态度也多有不同。但他们生活在松散的乡土，没有受到现代都市管理制度的影响，他们自然亲近的关系像土地一样向天空敞开。于是，《档案》就呈现出了不那么张扬却有力量的批判性。
      温亚军的小说大多写“底层”，但他写的“底层”不是流行色的“底层”。他也写苦难，但不是苦海无边式的苦难。“底层写作”实践已近十年，遭到最大的诟病大概莫过于对外部苦难的无尽书写，这种写作没有或不能走进底层人的内心或精神领域。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一文学现象一直在发生变化，只要我们进入到具体作品，就会发现这个变化的存在。温亚军在一段时间里持续书写着他的桑那镇，这是一个虚构又真实存在的遥远所在。就像许多现代文学作家一样，温亚军进入城市后，都市生活照亮了他的文化记忆。桑那镇是被都市发现的。在这篇《地烟》里，桑那镇有一个生了不治之症的姑娘叫小曼，她漂亮、善良、敦厚而得体。只是这个不治之症使提亲的媒人都退避三舍。一个名曰朱明明的军人出现了。小曼贫病交加的父母喜出望外，小曼在一天的时间里也逐渐接受了朱明明。故事的外壳是一个相亲的故事。但事情又没有这样简单。朱明明克制的夸夸其谈终于使小曼忍无可忍，她内心里拒绝了这个虚荣的家伙。定亲日子里，朱明明提着财礼还有一只旱獭，这只旱獭让小曼说出了自己真实的病情。朱明明也说明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入伍五年都是在烧锅炉，根本就不是和首长“出出进进的人”，而且已经转业了。但他彻底地爱上了病中的小曼：
     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觉得心开始热了，就怕你看不上我……小曼，我不怕你的病，我有的是力气，可以去挣钱，给你治病！直到把你的病治好。”
     故事有叙事原型，它是“英雄救美”或“疾病与文学”的桑那镇版或当代变奏。但当我将它纳入到“底层写作”的范围内来谈论的时候，我发现了温亚军贡献的新的元素。这就是温亚军式的诗意和抒情性，在这个没有诗意和反抒情的文学时代，他小说中流淌的暖意格外醒目：小曼
       把母亲搀进自己的西屋。关灯钻进被窝，如水的月光从窗口淌进来，漫过窗台、床头、被子，还有她们母女的脸，也把何婉云的话洇湿了一般，听上去软软的，柔柔的。
      这种多少有些古旧的叙事携带的是温情的力量，所谓的情景交融在这短短的文字中尽得风流。小说的心理描写和夹带的议论同样精彩：
小曼还是平静不下来，她怕再次听到布帛撕裂的声音。这个时候，她像屋檐下的冰挂一样脆弱，没有外力还能挂在那里晶莹剔透的美丽着，稍有碰撞，会碎裂一地。而感情这种事，有可能是温暖的太阳，一点一点地融化她，也可能是一阵风，把她从屋檐下直接掼到地下。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就是她前途未知的命运，她实在无法把握。何况还要隐瞒自己有病这个事实，就像一个腾空而起的肥皂泡，分明是瞬间即逝的绚烂，却要告诉对方那是一只彩色的气球，只要没有锐物，它便可以一直美丽下去。可真的能一直美丽下去吗？她不相信，她也曾在美丽的童话里陶醉和徜徉过，可她知道童话只能是童话。一旦她的病情叫人家知道了，最后的结局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童话背后的残酷，到那时，受伤最重的肯定是她顾小曼，而不是那个男人。她还能撑得住吗？
     底层的窘迫和艰难在《地烟》中一览无余，但底层闪烁的人性的高贵同样没有在苦难中彻底淹没——他们在用自己的希望建构可能的生活。《地烟》不仅写得扎实、自然、不着一点人工斧痕，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在乡土写作的整体水准和成熟。同时，《地烟》透露出的消息是，“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仍有无可限量的前景。
北北的小说一直与当下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篇《风火墙》与她此前作品的风格和题材大变。她离开了当下将笔触延伸至民国年间。文字和气息古朴雅致，一如深山古寺超凡脱俗。表面看它酷似一篇武侠小说，突如其来的婚事，却隐藏着寻剑救人的秘密。那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剑，然而一波三折寻得的却是一把假剑，几经努力仍没有剑的踪影。但寻剑的过程福州侠女新青年吴子琛一诺千斤智勇过人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如果读到这里，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新武侠或玄疑小说。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新文化新生活刚刚勃兴，吴子琛寻剑是为救学潮中因救自己而被捕的老师。
      小说在隐秘的叙事中进行。李家大院不明就里，新婚多日李宗林听墙角也没听出动静，新人神色正常豪无破绽。表面越是平静李宗林的内心越是波澜涌起。没有肌肤之亲的百沛与妻子吴子琛却情意深长心心相印。是什么力量使两个青年如此情投意合，李宗林当然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虽然只是背景，但它预示了巨大的感召力量。形成对比的是没有生气、气息奄奄旧生活的即将瓦解。李宗林与太太的关系一生都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风火墙》也是一部女性解放的小说。但这更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有趣的是是，北北将情爱叙述设定为一条隐秘的线索，浮在表面的是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家族关系。父亲李宗林秉承家训，宁卖妻不卖房，但内囊渐渐尽上来的光景，使李宗林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他激流勇退将家业交给了儿子百沛料理。一个日薄西山的家族喜从天降，大户人家吴仁海愿将千斤吴子琛下嫁给百沛。但这个婚事却另有弦外之音。吴子琛处乱不惊运筹帷幄，虽然将李家搜索得天翻地覆，但芳心仍意属百沛。她心怀叵测但百沛却豪无怨言“由着人家指东打西”。不入李宗林眼的吴子琛在百沛那里却是：
      我自己没有遗憾，我自己觉得挺庆幸的，挺值得。子琛本来在北平上学，她就是假期时回福州也很难让我碰上面。但一把剑将她引来了。这辈子我不可能再遇到第二个这样的女子，我就要她了，别人就是天仙也入不了我眼。……我可以重申一下的：我这辈子我只跟子琛相依做伴，她是我唯一的妻。
      新文化新女性的魅力不著一字却风光无限。我惊异的是北北的叙事耐心，她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描述着李家的外部事物，但内在的紧张一直笼罩全篇。没有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就是这样的新生活新爱情，连行将就木的李宗林也被感动得“鼻子一酸”。“ 这一刻，他真的在羡慕百沛”。精心谋划的结构和深藏不露的叙事，是《风火墙》提供的新的小说经验。
      徐则臣的《长途》似乎貌不惊人平淡无奇。但读过之后才会发现，这是一篇用心良苦的小说。最值得谈论的是《长途》的人物关系：作为研究生的侄子陈小多和作为船老大的陈子归。这里不是知识分子/民众的关系，因此也不是启蒙/被启蒙的关系。陈小多除了是陈子归的晚辈之外，在这里他只是一个观光客，一个回乡拍摄素材的大学生和故事的倾听者。《长途》中的真正主人是陈子归：他是船老大、他掌控着路途的行程当然也掌控着小说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他是故事的讲述者。当然，《长途》并不是只因路途漫长或无聊需要故事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作为讲述者的陈子归有隐秘事件：他是一个逃逸的肇事者：
      一个哥们的事。其实人挺好，就是关键时候犯了迷糊。那家伙开了多少年车，没出过事，所以出了点事就格外心慌。那事刚开始不大，可能一点都不大。那天他跑夜车，晚饭后才上路。跑了三个小时，经过一个小城，时间大约晚上十点。城边上一到晚上就冷清，路灯一路坏过去，路边又长满白杨树，整个道路都是黑的。我那哥们喜欢跑没人的路面，速度提得很高，接近一百码。他对那条路很熟，当然知道旁边有条小路斜插到大道上来，但那天晚上他忽略了，在靠近小路时摆弄了一下录音机。他在听刘欢的演唱会磁带，B面结束了，他要翻到A面继续听。小路上突然冲出来一辆自行车，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听见一声极其短促的尖叫。
      这个女孩没有死。陈小多说“我猜他叫陈子归。” “那女孩可能叫秦来，路边小饭店老板的女儿。”“你听出来了？”叔叔笑了一声，“的确是我。那姑娘，谁知道呢。”“叔叔的故事”好象是随意讲述的，但几个故事有渐进关系，叔叔是一步步逼近自己内心的。讲述是一种释放，是心理要求，但更是伦理要求，道德的压力使叔叔必须讲述出来。如果是这样，叔叔的也隐含了他良心的不安和忏悔。有趣的是秦来这个女孩，她大体知道陈子归的身份，但她就是“一声不吭”，只有一张“冷飕飕的脸”。这当然是一张充满仇恨的脸。但现在“好象变味了，变成什么味只有我叔叔和她本人明白”。“ 我可以想象的是，在以后漫长的长途岁月里，叔叔一次次地在码头上接她送她，也许，再坚硬的仇恨和报复都会被时间打磨掉寒光，石头失去棱角，终成为暖玉。”最后，这是一篇“劫波渡尽”的故事，是人心未泯、良知犹在的故事。事实上叔叔一直在赎罪。徐则臣对普通人内心的书写不动声色波澜不惊，但却意味深长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多年来，对阎连科创作的评价，似乎一直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阎连科的尖锐犀利一览无余，他就这样处在被争论的旋涡中。《春醒桃园》依然写得荒诞而惨烈：几个朋友的媳妇没来由地被丈夫们暴打，一个比一个凶狠，都去了医院。豹子甚至将剪刀扎进了媳妇的肚子里。小说开篇就是暴力，只不过这暴力是对着亲人和弱者的。但这又并不是展现暴力的小说。事实上，它通过几个具体的场景和事件：打媳妇、嫖妓、离婚、砍树等事件，再次表现了当代农民的劣根性。打媳妇，一个比一个凶狠，木森没有打却因未遂的嫖妓离了婚；木森离了婚，心理不平衡，自然希望大家都和他一样离婚；打了媳妇遭到媳妇娘家羞辱的豹子，不仅没有悔过之意反倒生了杀妻之心；木森为了让大家和他一起离婚竞出了砍伐桃林的注意。他们不是用斧子而是用电锯：
      电锯的声音是铁色，碰了那青白色的桃木后，声音轰轰嗡鸣成青绿紫鲜了。四个人都脱了上衣去，豹子光着膀，余皆单穿白褂和布衫，弓着腰，让锯子从桃树最易锯断的半腰割过去，利刃收麦般，一转眼就有一棵桃树的蓬冠吱吱闹着从半空倒下来，开盛的花，立马从那树上纷嚷嚷地落。又有一棵桃树倒下来。又有一片桃花的落。转眼间，桃园就有了一片白亮的树桩直在半空里。有了一片桃树倒在桃园里。有了一片桃花厚在地面上，如了落下着一夜大红的雪。桃树被伐的白色树汁味，桃花艳红的香烈味，还有他们挥汗如雨的盐碱味，立马的，就在桃园汪洋了。平南的日光照了那五色的味，一世界便都亮足了味道和艳红。天下立刻和往日不同了，多了事件与情节。村落、山脉和形势，都显得丰饶丰肥了，连春天也立刻从初春醒来向着仲春了。
       这个荒诞的场景没人理解，但它却将“底层的陷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荒诞却本质地表达了仍然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民族劣根性。阎连科的尖锐总是一针见血，令人震撼如惊雷滚地。
      2009年的中篇小说仍然是这个时代最有成就的文体。它流光溢彩地开放在重要的文学期刊中。但是，就在一些最有光彩的作品中，我们仍看到其间“同质化”的问题。作为单篇故事他们都很出色，特别是构思，内容奇崛、逻辑严密又出人意料。但他们结构小说的基础都是依仗于一个道具，比如一张古筝、一瓶红酒、一片CD等，小说就这样准确地镶嵌在这些物体上。这种过于小说化或戏剧化的倾向，从一个方面表达当下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很久不再谈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了，过去对这个理论的理解和强调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它要求小说必须与现时构成同构关系，这种理解和强调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作家虚构和想象能力，文学飞升的空间不大，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写实倾向。但当这个理论被忘却了以后，也形成了虚构与想象的没有边界，与生活难以构成关系的倾向——我要批评的是：这些小说太像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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