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总结必须表明，哪些因素超出了现代文学的背景，成为独立的主角？这个问题的答案大约不止一种。我倾向于认为，当代文学关注的是现代性主题之下的一个分支：革命。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被赋予何等意义，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革命介入了中国的现代性主题，并且使之急剧地复杂化。一种观点主张认为，现代性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版本，革命孵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合法的模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之中的“革命”在两个维度上展开。首先，上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竭素材。革命的曲折、艰辛、惊险充分地投合了文学的趣味；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意味了文学情节的大团圆，而且意味了历史的伟大结局。所以，无论是《保卫延安》《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还是《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旗谱》，这些长篇小说的叙事无不包含了双重的宗旨：既是文学情节的完成，又是历史的完成。文学提供过程，历史决定结局——殊途同归。这个意义上，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形成了这种效果：人们以炽烈的激情建构历史的必然形式。这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担负的意识形态使命。当然，正如革命领袖所指出的那样，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夺取政权之后的革命如何持续，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叙述“革命”的另一个维度。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由于现代文学遗留的乡土文学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农村一往情深。因此，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得到了文学的高度关注。如何将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何建立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这无疑是农村的另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如果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是文学对于土地革命的初始回应，那么，《三里湾》《不能走那条路》《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正式闯入了这一场革命的核心。乡村的各阶层人物被抛出了沿袭多少代的命运轨道，文学广泛收集了他们的种种人生表演。相对地说，这是前30年中国当代文学之中醒目的一章。不论这一场革命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什么，文学存留了许多当年的历史细节。许多时候，这些历史细节与宏大的革命主题构成了奇特的紧张。现在也许看得很清楚：文学存留的各种历史细节恰恰表明，这一场革命的主题无法完整地覆盖历史。许多农民本能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犹豫、观望、欲拒还迎，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似乎更早地察觉到什么。从50年代文学的生动记录到70年代末期开始农村改革，某些一脉相承的历史内容重新浮上了水面。没有这一份文学记录，历史所呈现的面目或许远为贫乏。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强烈地意识到历史正在转型。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种种陈旧的框架陆续破裂，历史期待一个新的整合。短暂的震荡之后，一种形势判断逐渐成为共识：革命不再是当务之急，经济必须尽快成为历史前台的主角。现代性主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不再被视为历史内部的强大动力。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阶段的文学再度被命名为“启蒙”。阶级斗争的洪流退下之后，另一些范畴应声而出，例如个人、人的权利、人道主义或者主体性。尽管文学没有详尽地辨析这些范畴的来龙去脉，然而，它们的共同指向是，挣开“阶级”的束缚，解放出人物的丰富性。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被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从朦胧诗、“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时期文学”内部名目繁多，各种新型的故事和人物络绎不绝。概括如此多义的“新时期文学”并非易事，但是，这是许多文学派别的共同起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性质话语的持续革命，启动另一种生活坐标。我将这个倾向形容为文学之中“后革命的转移”。当然，这种历史转型不可能是一条光滑的弧线。形形色色的人物、观念、情感经验依附于这个转型，显现为多向的发散性形态。栩栩如生地展示历史如何在众多交错的矛盾之中缓缓地转向，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

　　通常的历史叙述线条清晰，轨迹分明，循序渐进；相形之下，文学的叙述包含了诸多貌似琐碎的边角料，例如惊讶、激动、感伤、痛苦的忏悔、无意识的依恋、局部的戏剧性，如此等等。这不仅是历史景象的再现，而且贮存了历史内部的多种意向。各种宏大的历史主题气势磅礴地推进之际，文学往往敏锐地察觉到另一些遭受屏蔽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迄今，“经济”“市场”“全球化”陆续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关键词。如果说，80年代文学对于这些社会关键词充满了敬意，那么，90年代之后的文学无疑意识到背后的另一些远为复杂的内容。的确，发展的观念不会改变，现代性主题不会改变，但是，发展与现代性不可能在真空之中完成。文学已经发现，某些冲突仍然隐伏于不远的将来：“市场并没有如愿地解除等级和压迫，相反，另一批权力关系迅速形成，并且由于市场的扩张而遍布全球，进而在各个领域盘根错节。即使阶级这个范畴已经过时，另一些利益单元仍然接踵而来，而且交织在一起——例如民族，或者性别。很难说现今的冲突不会那么激烈，可以肯定的是，现今的冲突更为错综复杂了。”发现即是介入，文学并未超然地袖手旁观。不论是女性主义主题的崛起还是底层文学写作出现的大量小人物形象，种种迹象仍然显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批判能量。如果将后革命的转移想象为犬儒主义当道，这肯定是一个错误。某些时候，文学毅然正面地卷入各种冲突，力争有效地参与历史的叙述。

　　“文学性”的匮乏是许多人贬抑中国当代文学的原因，这无可非议。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指出，革命主题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不可代替的价值。无论是建构革命历史还是进入后革命的转移，中国当代文学汇集了众多极为独特的复杂体验——这些体验不可能出现于中国古典文学，也不可能由现代文学完整地展示。世界范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获准进入革命历史内部，解读种种成败得失。所以，无论是激动人心的成功还是令人扼腕的代价，人们都没有理由辜负如此奇异的文化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