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场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

　　西方的小说根源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依然是与这个传统发生关联，反叛也是关联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这样的浪漫主义文化根基，我们永远无法生长出浪漫主义传统下形成的西方现代小说艺术。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天，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要么空泛，要么虚假，但我们在乡土叙事一路却有独到之处。所以，如何适应西方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如果没有我们对自身文学的认识，并建构自己的美学准则，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所以我认为困境是一个内与外的体现，内和外到今天都面临着极限，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的标准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差异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没有魄力建构异质性。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西方现代文学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都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的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使其完全融进西方主流文化。只有中国这些作家，他们的文学经验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放在60年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来看，可以说是达到了过去未尝有的高度。尽管说，这60年未必是线性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文学特点，但这60年的历史到今天，并不是一个颓败的结局，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大作家，一定数量的大作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是要看它到底有没有几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大作品，有没有几位作家可以称得上是大作家。一个时代好的作家有几个，好的作品有几部，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这里，我依然是持着谨慎的态度，只举出几位作家的几部作品来谈论。

　　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残疾人居住的村庄的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从未有过一部小说，能对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继承、发扬、转型问题做如此独特的洞察，尤其是把革命的“遗产”与当代中国的市场转型结合起来。《受活》无疑是一部“后革命”的神奇悼文，对革命遗产的哀悼祭祀，采取了市场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这是革命最为痛恨的两种形式，然而，革命的存留与复活却依赖它曾经最敌视的形式。存在的倔强性是从残缺不全的生活、从残缺不全的身体中延伸出来的。从残缺的叙事中透示出诡异之光，乡土中国的历史诡变却在文学中闪现着后现代的鬼火。

　　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秦腔》。我们在《秦腔》里，看到乡土叙事预示的另一种景象，那是一种回到生活直接性的乡土叙事。这种叙事不再带着既定的意识形态主导观念，它不再是在漫长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完成的革命文学对乡土叙事的想象，而是回到纯粹的乡土生活本身，回到那些生活的直接性，那些最原始的风土人性、最本真的生活事象。对于主体来说，那就是还原个人的直接经验。尽管贾平凹也不可能超出时代的种种思潮和既定的各种思想(甚至“新左派”)的影响，他本人也带有相当鲜明的要对时代发言的意愿，但贾平凹的文学写作相比较而言具有比较单纯的经验纯朴性特征，他是少数以经验、体验和文学语言来推动小说叙事的人。恰恰是他这种写作所表现出的美学特征，使其成为最具有自在性的乡土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