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与生机 施战军
当前文学批评面对着一个新的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正是由大学构成。人文学科整体面临着伪学术批量大生产的可怖情景。人文学者向来赞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在优等生存的竞争面前,成为不折不扣的傻瓜行为。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状,说起来好像是套话了——总体上还是富有活力的,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基本相配,但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在实际的价值评定环境上存在十分堪忧的消极性因素,并已经产生了灾变性的影响。 危机:大学评价体制对文学批评的扼杀 人们现在最常谈论的是两种和文学批评相较力的别的批评模式,即媒体批评和文化批评。前者以牟利炒作的造势和灰色娱乐资讯的肇事两个刺激性极端见胜,对本来不够成熟的文学大众而言起到了读物诱饵的作用,也不知道文学何时如此得罪了它,让其形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恨在心与幸灾乐祸的集体无意识,还导致了聪明投机的媒体红人的出现,制造话题,恣意批评也恣意被批评,成为面孔模糊的媒体明星——这都没必要多说;至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流行开来的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分流现象,已经有太多人议论到,这里只浪费一句话,从这些文化批评家的作为效果上看,我们只能平静地将其看作文学批评队伍的自然减员。 必须看到,即便不在意这些“干扰素”的影响,在文学批评自身这一边,危机已经不可低估地显现。 文学批评对学院规约投怀送抱 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大部分批评家属于作协文联和出版社报社人员的状况相比,到了新世纪以后,文学批评的基本队伍正在向学院发生几乎是根本性的位移。中国的文学批评,批评家的位置与成色有时候太容易影响到批评的整体格局和大致趣味。文联作协的文艺研究与批评机构的行政化应时化要求愈加显明,出版社与文学媒体的生存竞争压力愈加强大,高校客观上相对稳定的待遇和科研项目经费、相对宽松的可支配时间、相对自由的发言空间、想当然的文学史权力、想当然的对文学学术的立功企望,还有名正言顺设帐授徒的幸福景象,诱引着非学院中的批评家前来“趋利避害”,而大学也“需要”他们的名气与影响,于是,批评家向高校自然汇流,两全其美,和谐互惠,不亦乐乎。 文学批评自缚手脚,对学院规约自觉投怀送抱,评价的机制性板结,进而形成文体的学术化僵硬,越来越与文学现场的关系趋冷,导致了文学批评文体的拘谨窘迫之态。大体上暮气沉沉,面目可憎,至少是不那么启智不那么可爱。 当前文学批评面对着一个新的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正是由大学构成。学院化没有错,值得警惕的问题是,学院评价机制中,将以积累涵养为内在质素的人文学科视为“文化产业”,把文学与经济法律等社会学科同样看待,要求数量和时效,正在使人文学科整体面临着伪学术批量大生产的可怖情景,发表出版够得上评价标准数量与“层次”的文章和专著,权威期刊与CSSCI期刊论文数量,不仅是饭碗和可观的津贴福利奖金,更是各种层次“基金项目”、“人才”、“突出贡献”、“××学者”评审的依据——高等院校高收入高地位阶层的标志。人文学者向来赞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在优等生存的竞争面前,成为不折不扣的傻瓜行为。 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显出峻急和迫切。为数不少的搞文学研究的人缺少耐心来读作品,只是为了出成果赶任务而写文章。这样的研究者对于文学的发展没有益处,他们不可能对文学场指点迷津,对文学走向提出的建议往往严重脱离创作实际,缺少起码的职业精神,名义上是在写文章,实际上是在用废话练习游戏攫取最实惠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和文学本身处在不及物状态,与文学无干,遑论对文学起码的感情和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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