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四
——或许是那身白大褂赋予了他某种魔力，他显得自信、稳重，眼睛里露出平静的笑意。他在门口等我们，接着熟门熟路，带我们穿过各个走道与楼梯，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中午休息的时间，但在他诊室门口，我看到病历已经摞得很高。我乖巧地表示了敬佩，他平常地点点头：“是啊，有些病人喜欢挂我的号。”他的淡泊一点不像是装的，哈，奇怪，我竟然蛮喜欢他那股子熟稔的内行劲儿的呢。
这个改变使一个孩子开始了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之中。与其说小说以女儿小茵的视角讲述了她所看到的父亲、郝音和穆医生的情感关系，毋宁说是小茵讲述了个人“疼痛的历史”。她的皮炎不经意地在小说中成为一个隐喻：她需要疗治，但她病症的神经性质，恰恰是一个关于疼痛的呈现与遮蔽的过程。疼痛是被发现的，一个更严重的疼痛可以覆盖和遮蔽原有的疼痛，那不是原有疼痛的消失。当更严重的疼痛消失之后，原有的疼痛还会出现。一个孩子内心的全部隐秘，就与疼痛构成了这样的关系。
吴君不厌其烦地书写着她“亲爱的深圳”。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对一个城市做如此深入而持久的耐心剖析，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复方穿心莲》与“底层写作”不同，也与我们常见的都市小说不同。嫁给深圳本地人是所有外来女性的梦想，这不仅意味着她们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稳定的日子，而且还意味着她们外来人身份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方立秋自嫁到婆家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婆家就像一个旧式家族，无论公婆、姑姐甚至保姆，对媳妇这个“外人”都充满仇怨甚至仇视。于是，在深圳的一角，方立秋就这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小说更有意味的是阿回这个人物。这个同是外地人的三十岁女性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她是特殊职业从业者，与婆家亦有特殊关系。你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人与事的态度也变幻莫测。你不能用好或坏来评价她，深圳这个独特的所在就这样塑造了这个多面人。这个人物的发现是吴君的一个贡献。但无论好与坏，方立秋的处境与她有关。在小说的最后，当方立秋祝贺她新婚并怀孕时，她将电话答过来说：
方立秋，其实我也有个事情对不起你。如果不是我多嘴，他们不会知道你在邮局寄了钱回老家，包括那封信也是我说给他们的，也害得你受了不少苦。这两件事，一直压在心里，现在，说出来，我终于可以好受了。
在这里，吴君书写了另一个底层。她们虽然同是外地人，同是女性，但每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用“阶层”、“阶级”以及某个群体所能概括的。他们可能有某些共性，但在道德以及人性的差异性方面，他们是非常不同的。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李铁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对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持久地关注，但他的小说不是“工业题材”。“工业题材”这个概念是个是似而非的概念，似乎国务院有多少个部门就有多少种题材。文学没有能力处理诸如工业、农业、军事乃至计划生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充其量只是文学创作的背景。文学最终还是人学。那些见到工厂就指认“工业题材”、见到村庄就喊“农村题材”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无知。李铁创作的背景是工厂，但他从来都在写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上下工夫。这篇《点灯》写得苍凉甚至凄惨：工人赵永春家境贫寒，谈了六个对象无一成功。最后“入赘”嫁给了“长在一个胡同里的”二十八岁还没有嫁出去的王晓霞。“嫁到”女方家里，赵永春的日子可想而知。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当科长的岳父非常热情，每天晚饭一定要赵永春陪其喝酒，以至于使本来不会喝酒的赵永春酒量陡长迅速成材。还算平静的日子被大舅哥因房屋搬迁回到父母家而打破。忍无可忍的赵永春用极端的方法强行入住了不属于他的房子。好景不长的是，妻子王晓霞患了尿毒症，在自己母亲去世不久也撒手人寰。这时岳父每晚请他喝酒的谜底才揭开：岳父知道女儿身体有病，不想他们房事频繁。但患难夫妻在窘迫的日子里却恩爱有加，病危之际赵永春要回家为王小霞取寿衣，这时王晓霞说，你要回家吗？他说是，我去取些东西，一会儿就回来。王晓霞说，天快黑了，楼道里黑，出来时别忘了把门灯点着。赵永春使劲点了点头。王晓霞已经气若游丝，她的声音只有赵永春一个人能够听见。
“点灯”是有故事的。赵永春当初并有那么爱王小霞，他不得已“入赘”王家。他有自己的对女性标准，比如白丽丽。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楼上的张女郎更符合他的女性标准。于是，每当张女郎下班将要进楼的时候，赵永春都为她将灯点亮，为自己的欲望对象他只能做这么多。事实上，他最后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当着永春回到家里看到昏黄的门灯，他心头又闪过了张女郎，但仅仅是一闪而已。
小说还是写到了苦难，不写苦难还能够写底层什么呢？但李铁的不同就在于，在苦难的另一头，底层人的善良、相互温暖的真情谊，仍然动人无比。在情谊日趋淡漠的当下生活中，李铁打捞出的恰恰是人性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葛水平的小说大多书写三晋乡土，2004年，她闯进文坛就掀起了一股热潮。2008年，葛水平忽然转向了都市生活的书写，她的《纸鸽子》对网络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做了敏锐的发掘。2009年发表的这篇《一时之间如梦》，则是一个我们难以预料的故事：一个如孩子般追寻梦想热爱先锋音乐的青年，毅然离别父亲追寻女友去了南方。他偶然地在出了故障的提款机上提出了不属于他的20万人民币，这个意外的收获使他和另一个女孩子既兴奋又紧张、既想入非非又不知所措。但突如其来巨大金钱却改变了他们的关系：贺晓变的暴躁、易怒、蛮横，对他钟爱的女朋友马小丽任意伤害，甚至用茶杯砸伤了她的头。用马小丽的话来说：“我们的生活被它打乱了”：
贺晓变得更加任性和自我，……多疑，不稳定，甚至到了对我动手的地步。他的身体病了。……那枚爱情的水钻我要小心带着。结果有一天它莫名其妙的丢了，他罚我跪在那堆钱面前，我饱尝了人性脆弱最无力的煎熬。我们在一起过夜，他倾注了过多的精力，他说他要把我的身体撕裂成巨大的伤疤。我们就看着钱，看着高出来的纸币，感觉不到它可以给我们换来一切，真正面对它时，才知道快乐和它的存在是两码事，好像是这样。我们总是在开始酝酿一件想好的事情中，然后，用不到半天时间就开始了否定它。它的直接关系是，我们不能在有阳光的外面生活，放纵的做我们喜爱的事。一切都在屋子里，把不存在的事情想得似明天的希望就要来临一样，接下来，他开始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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