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一个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每个省一至两个名额，我说过，我喜欢读书这种生活，我作为浙江省的代表，成了这个班的学员，我就告别了北大边缘人的生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混了。临近学期结束，《当代》杂志社来到鲁院，准备在这个班里物色一个编辑，他们知道我是在北京混的，像我这种“京漂”，通常很廉价，而且水准想必也不会太低。他们就找了我，《当代》的主编常振家先生问我以前有没有当过文学编辑。我说没有。常主编就有些犹豫了，我大言不惭说，我虽然没当过文学编辑，但没什么，我肯定是个好编辑。常主编的脸上就有些惊讶，后来，我们又谈了一次，他问我要不要调动？我说，不要，就聘用吧。他说，为什么？我说，调动太麻烦，我调不动。我熟悉现有的这个体制，我知道调动一般是要把人累死的，我想何必呢。这样，我现在就成了《当代》的编辑。我说，我肯定是好编辑，当然是吹牛皮的，其实，我不过是个很平庸的编辑，但我希望大家给我赐稿，如果我组到了好稿子，那我确实就是好编辑了。 我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具体地说，就是过完了今天再说。我的未来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京漂”肯定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看起来似乎很自由，面前好像有无数个方向，其实什么方向也没有，这是一种完全悬浮的状态，跟什么都没关系，我呆在北大、呆在鲁院、呆在《当代》，其实这些地方跟我都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像北大边缘人，本身就是一种尴尬的命名。我活在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之中，惟一拥有的就是不确定性。这实在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用学术的词语描述，大概可以说使我从现代进入了后现代状态。像现代派文学，不断地在追问，我是谁？其实现代派是知道他是谁的，那是一个主体在追问，在进行形而上的追问。现在，我也在追问，我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是谁？这是很具体的，因为我是“京漂”，“京漂”说明我在北京漂，我和北京之间无法建立认同感，我和我置身其中的现实，失去了最基本的身份认同，那我还怎么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京漂”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当然不好，但我并没有打算回去，我还是在北京漂，实际上，我回去生活要容易得多，我可以在乐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但是衣食无忧又怎么样？无非也就是回到原来我已经放弃的那种生活，谁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说没干什么，什么也没干。我坐着等死，就像成语所说的坐以待毙。其实，在外面漂久了，想回去也是回不去的。我也经常回去住一段时间，但我发现，我在家里像个游魂，我对乐清这个地方感到很陌生，按加谬的说法，对你原来熟悉的东西感到陌生，荒诞感就产生了。荒诞就存在于人和现实突然发生的断裂之处，那么我就成了一个荒诞的人了，所以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逃走。 像我这样跟文化有点关系的“京漂”，据说，在北京就有十万以上，我不知道他们的境况怎样？我估计，也不怎么样。因为在北京，到目前为止，这个文化体制还是垄断性的，根本就没有“京漂”的位置，“京漂”的生存空间是极其狭窄的，“京漂”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像我这样写小说的，大家知道，小说稿费之低已经到了很可笑的地步，而且超过800元还得纳11%的税，也不管你这个小说是写了一年还是两年，统统都按一个月算。单靠写小说是要饿死人的，所以我还必须被某个文化单位雇用，做个打工仔，才能活下去。这种状况确实是让人担忧的，前不久，我和李敬泽等几个人一起吃饭，李敬泽很关切地问，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打算，混嘛。李敬泽说，那你以后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混嘛，等老了，混不动了，随便往哪个街角一坐，然后脑袋一歪，哐当一声，死了，游戏就结束了。李敬泽大概觉得这个结局过于悲惨，又作了一些修改，他说，是坐在街角晒太阳，然后往身上挠挠，抓几个虱子嗑嗑，就像嗑瓜子。 李敬泽说的是阿Q的生活，当然是玩笑了，我并不希望我的未来就是这样。但是，像我这种流氓无产者的结局，最有可能就是这样。 不过，这种生活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使我从存在的困境又退回到了生存的困境。但是，今天我不想谈太多的生存困境，我想谈的还是存在的困境，也就是无聊。 开头我说过，无聊是存在最基本的困境。是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的，无聊的状态是这样的，当你和无聊遭遇，时间就停止了，意义也丧失了，你处于空无之中，这种状态类似于死亡。二十年代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写过一句关于无聊的诗，他是这样写的，无聊得连女人的屁股也不想摸。汪静之这样叙述无聊的时候，他作为男人就已经死了。汪静之因为这句话，被鲁迅讥为“摸屁股诗人”。这个讽刺也不过就是个讽刺，其实鲁迅本人，比谁都更经常地陷入无聊状态，有人就《鲁迅全集》统计过他的用词，鲁迅在他的一生中，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词，竟然也是无聊。可见无聊是生活的常态，谁都躲不了的。我忘了是叔本华还是尼采说的，天堂和地狱代表人生的两极，地狱代表痈苦，天堂代表无聊。 但无聊又是被以前的文学所忽视的，我说的以前是指后现代以前的文学。后现代以前的文学，总的来说，都是追寻意义的文学，比如浪漫主义是关于激情的叙事，现实主义是关于批判的叙事，现代派是关于痛苦的叙事，痛苦、激情、批判，在这些作家眼里，肯定是有意义的，而无聊恰恰是丧失了意义的生活状态，被以前的文学所忽视，也就很正常了。当然，无聊在以前的文本里也有出现，不过，都是零碎的、片断式的，它不占据文本的中心。 无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成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我所知，是从图森的小说开始的。我不清楚大家对图森是否已经很了解，图森前年来过中国，到过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我估计有人还是不太了解，我想还是简单地介绍几句，图森是比利时人，但他是在法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之一。图森的作品非常少，至今也就两本书，一本叫《浴室-先生-照相机》，是三个中篇小说集，有中文译本，另—本据说叫《犹豫-电视-自画像》，好像还没有中文译本。图森继承了法国文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加谬的局外人传统，他的《浴室》里的人物，好像就是加谬的局外人跑进浴室里躲了起来，另一个传统就是新小说，他的语言很有质感，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几乎可以触摸。评论界把图森的小说命名为极少主义小说，或者叫简单主义小说，我觉得不是太准确，我认为图森是个无聊派作家。需要说明一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无聊派，这是我个人的命名，大家不要太认真。图森本人也没表示过他是无聊派作家，他只是说在《浴室-先生-照相机》那本书里，他什么也没有写，几乎一无所有。 《浴室》是图森最好的小说，其它两个跟《浴室》基本一致，但没有《浴室》好。《浴室》是第一人称叙述，一开始我就躺在浴室里，无所事事，胡思乱想，过着一种平静的抽象生活，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整天躺在浴室里，没有什么理由。我经常几个小时地观察浴室里的一条裂缝，毫无结果地想发现这条裂缝的进展。有时，我又试图获得其它的经验，我在一面小镜子里盯住自己的脸，同时盯住手表上移动的指针，但我的脸上毫无表情，从来就是毫无表情。 这个没有名字的只以“我”命名的人物，突然出走了，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带任何东西，他从巴黎到了威尼斯。他在巴黎有个女朋友，女朋友对他很好，第二天，他告诉女朋友，他在威尼斯。他们天天通电话，女朋友弄不懂他为什么不回巴黎，当她问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大声地重复她的话，为什么我不回巴黎？他的女朋友说，能否给我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他说，不，没有。 这就是图森小说的人物，他的人物不管行动还是不行动，似乎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无聊。他的人物被无聊感所困扰，只有坐在浴室里舒舒服服的等死。这也是我的生活，我就是一直坐着等死，我也突然出走，从乐清来到北京，我也没有一个能够说得出来的理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北京做一个“京漂”。其实这种生活我并不喜欢。我觉得我的生活和图森的小说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这说明图森在处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这个世界，既没有那么痛苦，也没有那么荒谬，但确实无聊。 图森算不上一个大作家，但确实是新小说之后的一个重要作家。小说写到新小说那儿，文本内部的实验几乎已经被穷尽，先锋作家们快要迷路了，我觉得是图森找到了一个出口，小说不再在文本内部试验，又重新回到了关注人类存在的困境上。无聊和痛苦一样值得关注，如果说现代派是地狱时代的叙事，那么后现代就是天堂时代的叙事。新小说之后，文学好像不再有什么派，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派，我估计也就是无聊派了。 关于我的无聊的生活和图森的无聊的小说，就到此为止了。说到这儿，我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定的题目：关于无聊的小说和猫的游戏精神，其实是两个话题，原来我以为它们之间有逻辑关系，可以联在一起的。但是，当我想说猫的游戏精神，才觉着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不过，猫的游戏精神确实是我面对现实的态度，也是我评价小说的一个标准，我还是想说一说。 最初，我是在阅读鲁迅的小说时，感受到这一点的，我觉得鲁迅是一只猫，鲁迅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猫吃老鼠，从来不是马上吃掉的，而是戏耍之，把玩之，猫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猫的这种戏耍把玩的态度，完全摆脱了胃的控制，使充满暴力的进食过程，上升为戏剧性的一次审美活动。猫因此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智者，在民间传说中，猫是老虎的师傅，老虎是百兽之王，猫无疑就是帝王师了。而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也正是这样，他对待他笔下的人物，也是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他的《孔乙己》、《阿Ｑ正传》、《故事新编》莫不如此。 猫的叙事是冷酷的、残忍的，同时也是愉悦的、审美的，猫的脸上总是混合着既像笑又像哭，既不像笑又不像哭的那种表情，大约就是果戈理所谓的“含泪的微笑”。猫的这种游戏精神，面对现实很可能是遭人厌的，而一旦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展现出来，却是伟大的。它赋予了小说从容、幽默、智慧、深刻、冷漠、凶恶等品质，小说因此在轻与重、快与慢、灵与肉、生与死、丑陋与优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挥洒自如。 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并不少见。比如斯威夫特，他在《格列佛游记》里极其轻蔑地嘲弄人类，基本上不把人当人，比如钱钟书，他在《围城》里朝所有的人物都吐智慧的唾沫，以显示他过人的才华，如果详细罗列，大概可以写一本猫的游戏精神史。我以为，猫的游戏精神就是小说家的精神，这些具有猫性的作家，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他们使我明白，这个世界虽然丑鄙不堪，但只要有恰当的态度，还是很好玩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猫的游戏精神，不仅仅是面对世界的一个态度，同时更是面对自我的态度。因为作为小说家的猫，他叙述的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自己，就像鲁迅在《野草》里写的，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这句子太斯文，我解释一下，就是不咬别人，就咬自己的意思。真正的小说家，我想是在自啮其身的时候，也是那么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那么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 我讲完了，谢谢各位。 （本文为吴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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