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者说
吴玄
我写过不多的几个创作谈,现在,我想再写一个的时候,我发觉我想说的话,差不多都说过一遍了,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依然还是那些观点,所以,这个创作谈有所重复,是难免的。不过,我的创作谈,恐怕也没几个人看过,重复,除了我自己觉着无趣,大概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所理解的文学,其实挺简单,大体上就是两种,—种是饥饿的文学,还有一种就是吃饱了撑的的文学。饥饿的文学,就是关于胃的文学,关于生存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吃饱了撑的的文学,就是关于存在的文学,现代和后现代文学。我写过饥饿的小说,譬如《发廊》,但这些年,我写的多是吃饱了撑的,所以,这个创作谈,我不谈现实主义,只谈现代和后现代。
关于先锋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大约可以算是先锋文学的时代。那时,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对先锋文学是充满敬意的,我满脑子都是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加谬、福克纳、博尔赫斯……二十世纪而又不算先锋的作家,他们基本上是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匕首如梦》,写于1989年,大概就是先锋小说吧,叙事完全是在想象性的历史内部进行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现在回头看,大意是历史对现在的谋杀,上辈对下辈的谋杀。我觉着我写得还是有点意思的,有一个可谓深刻的主题。不过,我的运气实在是差,我的前面就是九十年代,这个年代,我一点都不想提它,《匕首如梦》是在事隔14年后才发表的。 二十年过去了,先锋文学在中国好像也消失很久了,有人干脆宣布它死了,但是,我以为它并没有死,至少在一小部分人中间,它已经成了一个文学传统,一个比先锋之前的传统更重要的传统。它存在于我们的精神内部,并影响着我们的写作方向,先锋文学打开的人的内部和形而上空间,肯定不是眼下流行的“底层写作”可以比拟的。 但是,先锋文学确实是一个有问题的传统。如果把卡夫卡算作一个鼻祖,那么,先锋文学的问题在《城堡》里,几乎就全部出现了。《城堡》被誉为卡夫卡的代表作,二十世纪西方四大经典之一,因此,我耐心读了二遍,一次在八十年代,一次在九十年代,读完第二遍,我就开始疑惑了,《城堡》作为一个象征,是有无穷无尽的阐释可能。可是,《城堡》的叙事基本上是失败的,卡夫卡只在第一章保持了他应有的水准,后面就越来越拙劣,很多地方,简直就是在乱写,以至不断出现一个人长达数十页的讲话,就像我们的电视新闻上常见的某个领导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几小时几小时地作报告。这是小说吗?这是经典吗?卡夫卡写作《城堡》,似乎毫无准备,而且轻率,他取消了小说的两个基本元素,故事和人物,问题可能恰好也就来源于此。故事和人物,作为常见的叙事动力,若是没有有效的替代物,不是轻易可以取消的,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是很危险的。卡夫卡是取消了故事和人物,可他的叙事动力在哪儿呢?所以,越到后面,他越不知道怎么写了,他只有一个象征,这个象征虽然巨大,却没有足够的动力驱使他继续前行,最终,《城堡》的写作没有完成,或者说无法完成,也就理所当然了。 取消人物和故事,在卡夫卡那儿,应该是无意识的,尝试一次也是无妨的。但是,后来把取消人物和故事,作为先锋文学的标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项标准,似乎就有点不可理喻了。不过,这都是二十世纪的事了,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文学,首要的也是革自己的命。所以,罗布.格里耶高喊,打倒托尔斯泰。打倒巴尔扎克。并且把自己的小说命名为“新小说”。 其实,我们不必忙着重新命名,文学是需要传统的,先锋是传统,先锋之前的传统也是传统。先锋和传统不必是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它们完全可以是共生的,可以同时继承的。现在看,先锋文学好像是文学史上的一次疯狂,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并有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企图摧毁历史。不过,疯狂一次也好,它使我们明白,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 先锋小说取消故事和人物,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和必然性。就叙事史上看,会讲故事,应该是一种智慧。人类很早就会抒情,因此诗歌比小说成熟得早,中国文学史是以《诗经》作为开端的。人类并非生来就会讲故事,讲故事必须依赖虚构能力,而且要掌握故事的几个基本元素: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在汉语里,算得上是一个完整故事的据说是《尚书》中的一篇《金滕》,而且整部《尚书》也就那么一篇,那仅仅是故事的萌芽,讲故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会讲极其复杂的故事,也只是很晚近的事。 拒绝故事和人物,可能也就拒绝了想像力,所以,还是回到故事和人物吧。先锋小说也是应该有故事的,有人物的。故事和人物,作为先锋小说的叙事动力依然有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不影响先锋的。说到底先锋是一种精神,而非某种技术。
关于后现代
后现代,在中国很有意思,九十年代初,后现代理论很热闹,但后现代的作家是没有的,既便在西方,好像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把原先的现代派作家划给了后现代,譬如,博尔赫斯、卡尔唯诺、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等等。 现代和后现代是不一样的,现代是深度模式,历史意识,民族寓言,主体性,距离感,理性等,后现代是平面感,断裂感,零散化,机械复制,非理性,戏仿,恶搞等。后现代刚好走到了现代的反面,这些好像是美国的杰姆逊概括出来的,并且是被世界认同的。 照此说法,博尔赫斯、卡尔唯诺、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恐怕都不是后现代作家,譬如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纯粹是用理性建构出来的,它的人物,故事都是用理性设置起来的,就像一部巨型机器,各个部分是组合的,也是可以拆解的,拆到最后就是一个主题:人类的命运史,从伊甸园到人类末日。历史意识,人类寓言,这是一部标准的现代作品。 那么,还有后现代作家吗?大约是没有。 后现代,好像是福柯、德里达、拉康、利奥塔尔,这几个法国人捣鼓出来的,从六十年代开始,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质疑,譬如福柯对历史的质疑,德里达对语言的质疑,拉康对自我的质疑。拉康说,根本就没有自我,自我是虚构的。还不仅仅自我是虚构的,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况》里说,其实历史、语言、科学、宗教等等也是虚构的,这一切,只不过都是叙事,叙事之外,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不过是活在一场宏大的虚构里面。 后现代,突然让我们站在了精神废墟上面,生活还有意义吗?文学还有意义吗?恐怕都没有。在此之前,不管怎么说,生活是有意义的,文学也是有意义的。譬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古典主义追寻美,浪漫主义追寻激情,现代主义追寻的可能更复杂一些,主要的大概是自我,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现在,简单说,大概就是自我不断建构的一个过程。到了现代主义,人对自我的建构可谓完成了,或许是过分地完成了,乃至自我膨胀到了让自我不知所措的地步,于是自我就崩溃了,后现代就来了。 后现代是把一切都推倒了,解构了,尤其是拉康,他居然说,自我是虚构的。对于某个人来说,别的东西被解构,可能无所谓,但自我被解构,总还是有痛感的。《陌生人》试图想写的就是这个废墟上面的自我,套用叶开的话,就是不存在的自我。 或许,自我被解构,也并不可怕,假定自我就是虚构的,那么,我们终究还会虚构出另一个自我来。而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里面,向来就是主张无我的,或许这也是后现代的一个目标。后现代要做的肯定不只是平面感、断裂感、零散化这些东西,且不管这些,单是这虚构和解构之间,多有意思啊,多少小说家可以在其中折腾啊,拉康无意中似乎又打开了文学的另一扇大门。
关于自我
该说说我自己了。 刚写完《陌生人》的第二天,我去了趟书店,我看见一本叫《空虚时代》的书,还有个副标题:论当代个人主义。作者是法国的吉尔.利波维茨基,这个人我没听说过,但我莫名其妙地觉着《空虚时代》跟我有关,我把它买了回来。
我躺在床上读了二天,老实说,我有点兴奋,我觉着《空虚时代》简直就是在分析何开来。利波维茨基的意思,这个时代,是那喀索斯时代,上帝死了之后,大家都很高兴,都不在乎,这个时代的人大抵是这样的,自恋、空虚、冷漠,身体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诱惑和幽默是没完没了的,虚无是无始也无终的,但这并不是末世,在虚无的远景里浮现的并非是自动毁灭,也不是彻底绝望,而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大众病理学,抑郁、腻烦、颓废等等。每个人都是那喀索斯,都在寻找着自我,“我”成了所有关注和阐释的目标,可是,“我”是个什么东西呢,对“我”越是关注,“我”就越发的不确定,并有越来越多的疑问,渐渐地,“我”开始模糊、漂移、游离、分裂、崩溃,“我”终于遭到了我的清算,我成了“我”的陌生人。 在利波维茨基看来,这是正在进行着的一场革命,个人主义的二次革命,他称之为个性化进程。这个进程,总的来说并不坏,用自恋替代反叛,用诱惑替代禁固,用幽默替代意识形态,使西方的民主社会更加稳定,至少不会导致人的奴化和异化,那么人间地狱也就不那么容易出现。 也许,利波维茨基是对的,但我又并不太关心个性化进程,我知道这个进程,好也罢不好也罢,跟我暂时还没关系,我关心的是陌生人的状态。 我写的这个陌生人——何开来,可能很容易让人想起俄国的多余人和加谬的局外人。是的,是有点像,但陌生人并不就是多余人,也不是局外人。多余人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物,是社会人物,多余人面对的是社会,他们和社会是—种对峙的关系,多余人是有理想的,内心是愤怒的;局外人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人物,是哲学人物,局外人面对的是世界,而世界是荒谬的,局外人是绝望的,内心是冷漠的;陌生人,也是冷漠绝望的,开始可能就是多余人,然后是局外人,这个社会确实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世界确实是荒谬的,不过,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还不算是陌生人,陌生人是对自我感到陌生的那种人。多余人和局外人,对自我或许还不陌生,那个叫“自我”的东西还是存在的,并且是确定的,清晰的,真实的,可以跟世界抗衡的。他们恰恰是自我意识强大的那类人,在人的主体性建构进程中,他们是完备的,先知先觉的,只是他们将自我从社会和世界中分离了出来,像是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可是,陌生人面对的是自我,自我其实是最不可面对的,神就曾经告诫,不可使他认识自己。对陌生人来说,荒谬的不仅是世界,还有自我,甚至自我比这个世界更荒谬。 所以,何开来不是加谬的默尔索,也不是莱蒙托夫的毕巧林,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我崩溃后的一个碎片。他的心理进程是这样的:先是对故乡的陌生感,然后是对女人的陌生感,最后是对自我的陌生感。何开来对故乡,或者换个词,比如对国家、民族、历史、社会、时代感到陌生,这是肯定的,这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的一代人,是不用证明的。这个时期的何开来,应该是有点像沙皇时代的多余人,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但他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在寻找故乡,他所谓的故乡,就是某个女人,他意外地对李少白一见钟情。但是,但是,爱情他也不相信了。也许我可以这样解释,这是个欲望的时代,本没有爱情的。不过,何开来对性也是拒绝的,他就像某些女性主义者,好像意识到了性是上帝的一场阴谋,性使男人和女人都成了半成品,如果拒绝做爱,而改为手淫,让性成为孤独的性,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因此,手淫对他很重要,使他摆脱了半成品的命运,何开来算是真正成为一个人了。他找有钱又没有性诱惑力的杜圆圆结婚是对的,当妹妹何燕来挖苦他,他说,不懂了吧,凭你那两下子,也敢来挖苦我。你以为找个年轻的漂亮的才合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譬如,我和李少白看上去是合适的,可实际上我们是陌生的,所谓爱情,只是一种虚构,一个乌托邦。而杜圆圆,看上去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关系好像很庸俗,甚至恶俗,但我却获得了最大的自由,我不用再去虚构一种爱情,连虚构的念头也不用,这样多好,我们活着,说到底无非也就是一个屁,放了就完了,这样多轻松啊。你以为不合适,不就是因为她胖,体积庞大,但她的体积一点也不影响我,我觉得这样很好,她不会对我构成任何干扰,起码是不会干扰我的内部生活,跟她呆在一起,我才感到了什么叫了无挂碍。我是空的,无的,似乎是不存在的。难道这不是一种境界? 到了这个境地,何开来是卸下了所有的社会角色,儿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职员,几乎都不是了,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裸体的自我。这个自我,丧失了参照,很可能沦为一面空虚的镜子,自我的陌生感于是就来了。这个时候,作为人,或许很需要信仰吧,譬如循入空门,可是何开来没有。没有信仰,却要独自穿越虚无,恐怕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懒得活了,他需要死亡。他准备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跳楼自杀。他还是自恋的,他要好好修饰一下,才去赴死。他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仔细地刮了胡子,又在脸上抹了些润肤霜,他觉着他就像殡仪馆的化妆师,在给谁的尸体化妆。然后,他看着镜中的那个人,毫无表情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祝贺你,现在,你可以死了。 可是,死就容易吗?也不容易,一个自恋的人不会真把自己杀死的,何开来虽然需要死亡,但死亡不需要他,他还是得活着。 这种人,不只西方有,东方也有,或许地狱里也有。虽然他们不会改变什么,但我还是关心,就我的经验,地狱里也不全是奴化的和异化的人,也有陌生人。陌生人对地狱同样没有感觉,陌生人活在自己的地狱里,我即是我的地狱。
猫的游戏精神
最后,我想把鲁迅抬出来,来说明我的叙事态度。 我觉着鲁迅是一只猫。我这样说,没有一点亵渎的意思。最初,我是在读他的小说时,感受到这一点的,鲁迅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猫吃老鼠,从来不是马上吃掉的,而是戏耍之,把玩之,猫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猫的这种戏耍把玩的态度,完全摆脱了胃的控制,使充满暴力的进食过程,上升为戏剧性的一次审美活动。猫因此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智者,在民间传说中,猫是老虎的师傅,确实是有道理的。而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也正是这样,他对待他笔下的人物,也是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他的《孔乙己》、《阿Q正传》、《故事新编》莫不如此。 猫的叙事是冷酷的、残忍的,同时也是愉悦的、审美的,猫的脸上总是混合着既像笑又像哭,既不像笑又不像哭的那种表情,大约就是果戈理所谓的“含泪的微笑”。猫的这种游戏精神,面对现实很可能是遭人厌的,而一旦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展现出来,却是伟大的。它赋予了小说从容、幽默、智慧、深刻、冷漠、凶恶等品质,小说因此在轻与重、快与慢、灵与肉、生与死、丑陋与优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挥洒自如。 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并不少见。比如斯威夫特,他在《格列佛游记》里极其轻蔑地嘲弄人类,基本上不把人当人,比如钱钟书,他在《围城》里朝所有的人物吐智慧的唾沫,以显示他过人的才华,如果详细罗列,大概可以写一本猫的游戏精神史。我以为,猫的游戏精神就是小说家的精神,这些具有猫性的作家,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他们使我明白,这个世界虽然丑鄙不堪,但只要有恰当的态度,还是很好玩的。 猫的游戏精神,也不仅仅是面对世界的一个态度,同时更是面对自我的态度。因为作为小说家的猫,他叙述的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自己,就像鲁迅在《野草》里写的,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真正的小说家,我想是在自啮其身的时候,也是那么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那么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 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后现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