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东西
胡红一
从知道东西到认识东西，中间隔了好几年。最初是看他的小说，有时写的啥都记不囫囵了，名字却刀刻般闪亮在印象里。心想这家伙是谁啊？敢起这么高难度的名字，也不怕别人拿这说事作贱他。
后来去西北大学读所谓作家班，发现东西的名字虽在花名册里，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他的迟迟不来报到，并不妨碍教授们每天点他的名，更不影响我趁机霸占他的床位放杂物。就这么着，一直“旷课”到我们毕业，东西也没露过一次面。后来听说他和余华、韩东、陈染等一起被广东青年文学院客聘为专业作家，才知道他不来上学的真正原因。就觉得这是个敢于舍弃的人，很清楚在一堆事情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996年秋，我鬼使神差地成了广西日报社所属子报的记者。从辽阔中原一下子来到南宁，饮食气候语言都无法适应，正举目无亲憋屈郁闷时，突然得知东西也在同幢大楼上班，心里顿时生长出几分亲切。在去拜这位名义同学的码头之前，我特意重读了他的部分小说，以便跟他去套近乎。记得那天阳光不错，推开广西日报副刊部的门，我就大喊大叫谁是东西？弄得满屋子人都抬头看我。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慌忙起身，底气不足地认领我的询问，小声说“我是我是”，表情颇有些紧张失措。如同被打散的红军突然寻到组织，我一把攥住他那并不宽厚的手，使劲摇晃自报家门，东西这才把对待一般作者登门投稿的表情，慢慢调整成分寸适当的客气微笑。当我楞头楞脑地夸他小说厉害时，东西明显变得神情紧张起来，故意差开话题大声介绍同事，很隆重地说这是什么主任，那是什么协会会员，极力将一间小小陋室，渲染得不同凡响卧虎藏龙。
找个角落坐定后，东西小声吩咐我周围都是文人，咱得降低音量少说夸奖话，免得别人说我们张狂，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因此增添几许神秘氛围。我只好压低声音接着表扬他的作品，把在中文系学的那点本事全使唤上了。东西那张小白脸上固有的谦虚，很快就约束不住得意之色，立即决定中午请我下馆子。那天究竟吃了啥喝了啥，我早忘得一干二净，能记得住的大致印象，就是他招呼我吃菜的热乎劲儿，绝对比面前的饭菜要丰盛得多。
刚到南宁那两年，东西显得特别低调，掉片树叶都怕砸了头。一起进出报社时，他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脖子上像装了转轴似的，一路走下来我直替他累。他却苦口婆心地说，我们刚从基层到省城，写小说在报社属不务正业，劝我也像他那样夹着尾巴做人。
据我这几年的观察，东西一贯的谦虚谨慎“夹尾巴”，非但没有捞到什么特别的好处，反倒吃过不少哑巴亏。人们常见他在媒体上出头露面，便主观以为功成名就的他，早超凡脱俗得不食人间烟火，因此在分房子发奖金这些问题上，常常锅里不“下”他的“米”，直到现在还窝屈在两室一厅的小房里。他偶尔也有些整不明白，说事情怎么会这样，我平时那么低调又没有得罪过谁。我便叹口气说，谁也不能怪哩，你的优秀本身就是对一些人的得罪啊！东西眨眼想了想，遂笑纳了这个“红包”。
有时思路写堵了，他就跑出来和几个朋友喝茶，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唠叨着，写不去了真是写不下去了。还为自己的写不下去找现由，说那就是不够谦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等他唠叨得气顺了，就丢下我们径直去写他的小说。要是再写累了，就打电话叫好友去他那里聊天，说到不痛快的事，他就像陕北老农那样吼“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等他用摇滚腔调把《国际歌》唱到“也不靠神仙皇帝”时，基本上就平静了，下“逐客令”说我要写作了，你们可以走了。中间连个起码的过渡都没有，特别伤自尊。我每次被他赶出来，都会发誓再“陪聊”是孙子。可当他电话一来，又管不住自己的腿脚朝他家跑，除了东西是个叫人恨不起来的“直肠子”外，跟他对话的确是一种“精神桑拿”。
谦虚谨慎和快言快语是东西的“性格双刃剑”，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朋友极尽嘲讽，凡是别人反对的他就拥护，凡是别人拥护的他就反对，这种别样另类的特立独行，使东西的狐狸尾巴经常露出来，有时候他铺垫了几年的感情，都会因为自己的刀子嘴而一朝毁灭。用我的家乡土话形容，东西是噘嘴骡子卖个驴价钱，亏就亏在他那一张嘴上了。不过东西的嘲讽有一定范围，对象大都是好朋友或者能够承受嘲讽的人。我和凡一平之流是他嘲讽的主要对象。如果读者想知道他怎么辛辣地挖苦我，看看他给我新书写的那个《回到起点》的序言就知道了。而嘲讽凡一平，则有个经典的“五厘米”案例。
有一年秋天，中国电影界在南宁颁发“金鸡奖”和“百花奖”，作家凡一平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个证件，兴高采烈地迈着企鹅步伐，溜进了电影节酒会现场，不仅目睹了明星们的迷人风采，还跟偶像巩俐握了手合了影。那时，他还没有写出《寻枪》和《理发师》，在影视圈里没有什么名气和负担，完全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理直气壮地去追星的。第二天一早，东西还在床上睡懒觉，突然接到凡一平的电话，说东西呀，你知道我干什么吗？东西说你在干什么？凡一平说，我在照相馆放照片，二十四吋呐！东西说这么多年你的照片都没超过五吋，这次为何那么铺张浪费？凡一平忍不住笑出声来，说昨晚我跟巩俐合影啦，相隔不过五厘米。同样“好感”巩俐的东西沉默了几秒钟，说凡一平你要搞清楚，虽然只有五厘米，但是这一辈子你都没办法超越。这些一针见血的话，使兴头上的凡一平“很受伤”。后来他多次向我们诉苦，说东西这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东西具有语言天赋，嘲讽起人来往往委婉且一步到位，要是不注意分辨的话，被嘲讽者经常一边被他“狂涮”，一边还在帮他“捧哏”。时间长了，当他真心夸人的时候，也会有人对他保持高度警惕，说又在调侃不是？这时东西往往无话可说，索性将嘲讽进行到底。我们外出开会或者搞什么策划活动，东西也常常用一种嘲讽的口气，每次发言说得最多的就是抓主题，摆明了是一位主题先行的代表人物。但是只要主题一被抓住，大家的策划也就纲举目张了，每回任务都完成得很不赖。这时候的他，在我眼里不但不“夹尾巴”，反而有点牛逼哄哄不可一世。生气也没辙，他就是有那么一点牛逼的资本，常常能够击中事物的要害。比如有一次，我拉他去看一台大型晚会的彩排，一般歌手唱好几遍，导演都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某位著名歌星只唱了一句歌词，导演就急忙喊停，让她赶紧去后台歇着。倒不是导演势利，而是那位歌星的嗓音确实好得没法说。东西立即就来了一句：其实一个人一辈子用好一个器官就够了！
不了解东西的人，都以为他不太好相处。等接触久了，便会发现他是两片刀子嘴一颗豆腐心，属于心本温厚却“假装不乖”那类人。刚到南宁那几年，除了“夹尾巴理论”，我还难以苟同东西另外一个“规定动作”，整日东抓西挠地去积攒旧报纸，还多次动员我把看完的报刊也送给他。作为已经写出了代表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和《耳光响亮》的青年作家，咋那么在乎这点卖破烂的零花钱呢？
实在是看不过眼了，我就选择一个自认为还不错的时机，以响锣还需重槌敲的指导思想，深入浅出精确制导地“教育”起东西来……其结果，却像时下泛滥成灾的言情剧，他后来居上一番慢条斯理的话，反倒把我“教育”得羞愧难当，差点鼻涕一把泪一把。原来，他收集旧报并非为了卖钱，都是寄给几百公里外的家乡谷里村的，那里不通公路不通电，乡亲们日子艰难订不起报刊，无法了解山外的信息，东西这些年一直力所能及地帮他们，从物质到精神。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知道表面洒脱的东西，其实是个苦出身。
前几年东西刚刚成名时，只要有人登门索要小说集，他一般除了签名送书外，还会顺便搭上一餐酒饭，因为他在有意无意地延缓这种好受感觉，孜孜不倦于别人当面表扬他。这时的东西最本真也最软弱，我就常常趁虚而入编他的段子，以报平常被他调侃之仇。说某一日他儿子没有做好作业，他就把儿子拿来罚站，并叫儿子背四大名著。儿子只好含泪一部部细数：《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儿子不往下背了，东西严厉地批评道，还有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你咋忘了？他黑着脸正欲实施惩罚，不料儿子哽咽道：还有东西写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听到这里，东西先是一愣继而笑逐颜开，搂过儿子又是抹泪又是抚慰……该段子一度流传甚广。后来，随着东西的收入慢慢增加，他怕吃饭浪费写作时间，请大家吃饭的次数反倒越来越少。于是我又给他编个段子，证明其吝啬：说有一天，东西乘坐我骑的摩托车去朋友家吃饭，到了目的地之后，他掏出几块钱递给我扭头就走，那种迅速划清界限的行为，顿时把我弄得目瞪口呆，原来他把我当成开“摩的”的了。大家都知道，他在一段时期里常打“摩的”，就借这个故事笑他抠门。东西听了非但不觉丢脸，还理直气壮地说，有时为了办事一餐会吃上千儿八百块，这钱要是拿给乡下的姐姐，都能买一头牛了。
东西写过不少水平不低的小说，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作品里擅长“经营”儿女情长的他，在这方面残留的青少年记忆，却充满了无奈和苦涩。16岁他就考进河池师专中文系读书，是当时全班惟一不谈恋爱的人，这倒不是没有看上的女同学，更不是因为境界高有追求，而是囊中实在羞涩，他怕谈完情说完爱之后，无法请对方吃一碗几角钱的米粉。后来，女作家林白从北京回广西，吃饭时她问及东西的情况，我就用调侃的语调把这事当成段子讲了，只见林白眼圈发红当场落泪，反倒叫我愧疚自省好半天。
或许因为这些经历，在东西骨子里就有了一股子阿Q精神，他多次公开承认说，之所以没有被困难打倒，多半是靠这种阿Q精神。据我观察，他的阿Q精神除了“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那么一点幻想和孩子气。
举个例子。世面上手机刚流行不久，东西就口吐莲花动员我跟他一起买。我被他煽动得欢呼雀跃，倍感每天不对着手机说几句就愧对时代人生。但是懂行的同事告诉我，再等两个月手机就大降价了。东西却一天也等不下去了，他像个激情过盛的指挥家，挥动着有力的手臂说：不买就不买，要买就赶在降价之前买，等全国人民都普及手机了，你觉得拥有它还有价值吗？他的话似乎非常有道理，我脑子一热跟他打车去了电讯市场，等每人交出一万多元拿到手机后，我们翻遍全身也凑不够打车的回程钱了。在东西热情洋溢的创意下，我们以“跨过鸭绿江”的雄赳赳气昂昂，分别走在两边的人行道上，就隔着一条马路用手机说话，直至机身发烫口干舌燥彼此走到家门口，东西还在恋恋不舍地说，知道什么叫富人吗？那就是即使面对面地坐着，也要用手机通话。东西真正明白手机的“价值”，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刚接到话费清单就惊慌失措地叫出声来，他在高音区的持续时间决不逊色帕瓦罗蒂。难怪他会写出那么多荒诞小说，原来他自己就常在生活中导演荒诞。
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东西身上发生了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开始捏着鼻子灌自个喝牛奶；二是戒掉熬夜习惯并开始睡午觉；三是每天跑步锻炼身体，即便有时实在起不来，也坚持躺在床上用意念去“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东西突然觉得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不爱惜身体了，想起当年写小说写得急性肠胃炎发作，半夜里被送到医院去吊针的情形，东西痛感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打这以后，凡是有谁羡慕他又写多少多少小说，又卖多少多少影视版权，他就会说你只看见了“贼吃肉”，没有看见过“贼挨揍”呀。东西在背地里付出的牺牲，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写作，他毅然从高收入的报社，调到相对清贫的文化厅艺术创作中心；为了能照顾80多岁的重病老母，他三天两头从南宁朝几百公里外的老家跑；为了写好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是开头他就重写五六次……
东西现在最耿耿于怀的是他的住房面积太小，多次发誓要买套大房送给家人当礼物，他甚至悄悄相中了一套商品房，只可惜被巨额房价吓退了消费冲动。这边正打瞌睡呢，那边突然递过来一个枕头，北京一家有名的影视公司找东西写剧本，七七八八给出的稿费，刚好相当于那套房的购房款。小子命真好啊！我由衷地替他高兴着，正盘算拿他们那套“豪宅”的哪一间，来充公作朋友们的聚会聊天室，他却突然对我说，为了写好手头这部长篇小说，他咬牙把写剧本的活给推掉了。我这叫痛心疾首哟，大骂没见过你这么傻卵的人，眼看着就走进了大房子，咋又转身退出来了哩？
东西用鸿鹄注视燕雀的表情望着我，笑了笑没说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