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之信念
李敬泽
罗伟章注定被简化。
《我的同学陈少左》、《我们的成长》、《大嫂谣》、《我们的路》等等，自二00四年以来，至少在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者和读者中，罗伟章迅速确立了小说家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题材，他写出身农家的贫困学生，写农民工，写包工头儿，写穷人，似乎是，他为本世纪初中国人意识中现实图景的调整提供了一份文学证辞，在这个调整过程中，社会的“底层”被发现和界定，而罗伟章几乎一开始就被归类为这项工程的勤劳工匠。
我无意在此讨论“底层”问题，那会将话题引入辽阔的社会领域，虽然社会以及社会意识的一般变化肯定造就了罗伟章，但我认为，文学应该维持自身的问题边界，小说的志向并非仅仅是成为普遍社会关切的一个例证、一个注脚。同时，正因为我们的社会关切如此强烈，我们恰恰应该警惕由此而来的僵硬和狭窄：我们对一个作家的喜爱常常只是因为他的简单，他对应于我们的关切，提供了某种取消认识难度、取消经验和情感复杂性的简明景象。
但罗伟章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从发表于二00四年一月的《我的同学陈少左》开始，罗伟章初期的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叙述者，一个讲述及自我讲述的“我”。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他。对罗伟章小说的兴趣一开始就是直接的反映论的，人们之所以注意这些小说，主要的原因是人们从中迅速抓到了他们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小说的艺术构成、小说的叙事策略如同一层透明的玻璃，不能被匆忙的目光感知。
这个叙述者站在读者和故事之间，我们直觉地感到作者与叙述者是同一的，我们意识不到他的特殊功能，把他的声音视为小说藉以呈现的自然的介质。
但这个声音并不自然——“不自然”这个说法在此不具贬义，小说就是不自然，就是人的声音对世界的干预。从《我的同学陈少左》到二00五年底发表的《大嫂谣》，叙述者都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或乡村书生，他艰难困苦地从乡村出走，他满身伤痕，很难说他喜欢他所走向的外面的世界，在新世界里他并未找到幸福，但是，他无意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但是，他却忍不住回头望去，含着辛酸的眼泪。
这是一个分裂的声音。这是一个被分裂的认同折磨着的声音。
——小说来自小说。我断言罗伟章认真读过路遥，他一定曾为《人生》、《平凡的世界》所感动。他的写作上承路遥，属于中国现代以来那些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和问题场域。
——小说来自生活和心灵。在城与乡、出走与回望的传统结构中，罗伟章所体验到的境遇远为艰险和复杂。路遥在八十年代发现了启蒙逻辑和浪漫主义逻辑之间的巨大张力，城与乡的选择转化为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而在罗伟章这里，两种逻辑全部不复成立，城市不能提供启蒙式的精神前景，乡村更不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家园。
而且无可选择，决定已经做出，必须出走。在《我们的路》中，“我”曾经试图归乡安居，但最终，他还是在孩子的哭叫中走了，他说道：
“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理解，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亲，还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这样的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
叙述者的声音忽然放大拉长，他一下子站到了未来，站在历史的高处，俯瞰水落石出的大地和人群，“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
这完全不是路遥式的判断，或者说，这个判断完全不依赖于个人的精神探求，我们看到的是宏大的、客观的历史意志，超于个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是罗伟章所遭遇、体验的根本境遇，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叙述者，他为什么一定要塑造这样一个声音。
因为，至少在他从二00四年到二00五年前后写作和发表最初的一批作品时，他尖锐地感受到人在历史中的微渺脆弱，路遥式的思考和痛苦是奢侈玄远的，他必须证明自己的“在”，他必须拼命地、“不自然”地捍卫这个“在”；他无法客观，因为“客观”正淹没他，他在这“客观”面前不自信，对他来说，写小说的理由就是，在强大的“客观”宰制之下，想象一个声音、塑造一个声音，微弱、坚忍，力图与这“客观”这“历史”对话——由于这声音的主人就在“历史”中，就属于“历史”，在“历史”的尺度上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特命运，他必须奋力将自己区分开来，办法就是，指着自己，说，看，我在这儿，这是我的身体、是“我”。
这个声音中隐含着罗伟章的写作所面临的特殊困难：他与他所在的传统的关系，他与他所在的浩大人群的与时代的关系、他与文学与自身的关系。但作为小说家，罗伟章的命运似乎是，在社会意识的分捡台上被不由分说地归类，他刻意设置的声音被忽略，他的讲述直接进入并且融化在某种历史和社会的总体图景之中。编辑们和评论家们很高兴，他们看到了一个写民工、写穷人和写苦难的人，而且，由于罗伟章亲历他所写的生活，他和他的作品构成了近于完美的“底层叙事”——在一种小资产阶级激情中，苦难是正义与美的同义词，而底层被赋予道德的绝对性，不经反思，不能争辩，不证自明。
我们很激动。我们光顾了激动了，无暇注意罗伟章小说中的那个声音，那个叙述者之所以执着、反复地出现，正因为罗伟章不能彻底认同他所在的位置和人群，他的认同是分裂的，他力图在作品中保持一个空间、一种距离，以便审视、反思、争辩，以便认识和想象人生而不是演绎和论定人生。
正是在这里，他与当下流行的所谓“底层叙事”艰难地划开了界限。
二00六年一月，罗伟章发表了《狗的一九三二》，这是他迄今唯一不“现实”的作品，在他的整个作品序列中显得突兀。但罗伟章内在的精神场域并未偏移，他在写《狗的一九三二》时与写《我的同学陈少左》时是怀着同样的关切和焦虑：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制约着他的生存选择，他的行动余地如此狭小，那么，这件事本身对这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在《狗的一九三二》中被推向极端，人面临的是绝境：食物链的危机，他与世界的关系无可选择地变成了谁吃谁的关系。远望时间深处使罗伟章自信，他第一次放弃了“我”的声音，他的叙述具有客观、森严的风貌：苦难深重，但比苦难更深的苦难是苦难的精神后果——即使在最绝望的饥饿中，对父亲陈德明来说，活于世间依然有比活着更多一点的意义，而对儿子陈召来说，意义的“神”死了，他深思熟虑地、冷静地把自己贬损为孤绝残忍的荒凉本能。
——把故事推向遥远的过去是有道理的，罗伟章由此达到寓言的锐利和苍茫，他对我们此时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丰盛中关于苦难的种种幻觉和浮辞提出了有力的争辩，苦难不应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饭后甜点，不应成为老少愤青们口头发泄力比多剩余的路径，罗伟章求证、展示：
这就是苦难——它贬损人、贬损世间的一切。
此时，小说家和批评家们把苦难直接当成重大的精神价值——的确，无论在中国传统还是外国传统中，苦难都是精神叙事的基本情节，在中国古人看来，现世的荣耀和未来的不朽与苦难相依而成，受苦受难者很可能是上天的选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苦难更是超越性救赎的历史过程的必要阶段；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上帝被置换为社会和历史，而人的自我救赎被重新界定为人的选择、行动和承担。
——苦难在特定的上下文之间、在更广阔的精神背景中才被肯定为一种生活价值，这个上下文决非不证自明，它系于人在苦难中的斗争：人如何反抗苦难对他的贬损。
苦难美学的道德激情很可能因为激情过度而变成道德休克，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小说中，在大众传媒热衷讲述的“底层”故事中，我认为这种休克正在发生，我们正在消费苦难，多一点、更苦一点，我们正在充当苦难的同谋，与苦难一起贬损遭受苦难的人——卸去他们的道德责任、解散他们的斗争意志，让他们成为被悲悯的纯粹客体。他们的苦难被轻易转化为庞大抽象的历史和社会现象，而我们每个看客以及苦难中人都无须对此承担责任，无须对自己提出问题。
——这就叫“道德”？
罗伟章顽强地证明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看客式的“道德家”，他充分地体验着历史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的张力，人的炽热欲望与他的道德体验的张力，人的社会规定性、他的身份与他的选择和行动之间的张力，人的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张力，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张力场中，他艰难地探究、求证人的可能性：他如何不被逼仄的生活压垮，即使压垮了，他也看看这是如何发生——他绝不认为人被压垮是理所当然之事，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根本信念是，人在这重重张力的撕扯中依然在英勇地为人。
二00六年四月，罗伟章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变脸》，当时，我曾经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
《变脸》涉及到身份、尊严、责任、道德，这些都是普遍、长久的文学主题，在这些问题上的选择和战斗构成了人类永无结局的伟大故事。但《变脸》依然是令人震惊的，它使我们意识到，在广大的人群中，有些人，他们的选择余地是那么小，任何壮丽或悲壮的故事在他们身上似乎都显得奢侈，显得不真实。罗伟章雄辩地展现了人的这种逼仄处境：生活无可抵抗地挤压过来，变不变？只有变。
看出并且展现这种逼仄，是罗伟章的力量所在。但是，读完《变脸》，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一切其他的路径真的已被封死吗？小说的任务仅仅是展现生活对人的支配吗？小说家的志向难道不是想象和求证人的选择和人的战斗吗？即使在最艰难、最逼仄之处，小说家难道不能打开某个空间，让人的生活不止于无奈的叹息，让人的精神不致枯竭？
这些问题不仅是针对《变脸》，也针对当前很多同类题材的小说。反映现实时，作家常常告诉我们，他对现实中的问题没有办法。其实，并没有人要求他像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的“反映”也决不应该仅仅是论证生活就是如此、人只能如此。
一切故事都始于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特殊的点：“从前，有一天……”这一天之所以被识别和挑选出来，之所以值得被讲述，是因为在这一天生活的恒常节律被打破了，来新人了或者出新事了，人由此面临考验，面临选择的困惑和行动的艰难，人向着一个未知的方向走去，他的力量和故事的力量将在这个探险过程中展现。
——故事的这一基本精神小说家们应该经常重温，它也是我们对文学、对小说保持不灭的阅读热情的一个根本理由。
——我是在批评《变脸》，我认为在这篇小说中，罗伟章有一种倾向：把人界定为某种必然性的囚徒，既然如此，其实就根本不必写什么小说。
但现在看来，也许我误解了罗伟章的意图，这种误解可能由于罗伟章的一个重要变化：《变脸》是“现实”的，在《狗的一九三二》之后，罗伟章似乎获得了新的自信，他第一次在面对“现实”时不再依赖那个叙述者，《变脸》的声音大致是客观的，过滤掉了作者的干预——并不是说没有“我”小说就会更好，而是说，当罗伟章甩掉了“我”时，他认为他已经不需要那种强制性的距离和角度，他显然意识到，此前那种乡村书生式的抒情和沉思有可能也是对小说世界的简化，他希望让他所感受所建构的世界图景带着它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自在展现。但是，在《变脸》中，离开了那个“我”，罗伟章还是不习惯，小说中人茫然失控，整个作品缺乏精神和行动的方向。
但到了二00六年九月的《奸细》，罗伟章已经完全进入了新的状态。
关于《奸细》，我曾经写道：
……
文学的志向决不仅是在一般的社会层面上提出和思考问题，否则，一个小说家和一个新闻记者就没有什么区别。文学的真正力量在于，在对生活、对现实的深广知识的基础上，它另有自己的议程，这个议程指向人的灵魂。
《奸细》最终是一篇关于我们的精神取向和价值疑难的小说。它耐心、敏锐地向小说中那些和我们一样平凡的人们提出了考问：在这个关于“掐尖儿”的游戏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似乎都是无辜无奈的，但真的无辜吗？由于欲望、由于软弱和苟且，小说中那个“正直”的“奸细”不是参与和推动了这场游戏吗？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本心，他要问自己是否正直？他要问自己，正直的人对我们共同的生活为什么不肯承担起码的责任？
“奸细”最终没有败露。小说的结尾似乎是平安无事，一切如常。但是，对读者来说，“现实”的景象还是有所变化，至少，我们都会记住那个拒绝被“掐尖儿”的孩子和他的母亲，我们的心都会为之深切感动，那沉默的母子让我们看到，在一切自作聪明的世故浮辞之外，某些基本的、朴素而高贵的价值默然展现，召唤着人们去践行、坚守和传承。
——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立意所在。
作为一个小说家，罗伟章在迅速地成长，《奸细》写的不是农民、不是民工、不是“苦难”，甚至也不是“底层”，同时，那个叙述者也被废弃，罗伟章并不在乎我们对他的看法和论定，实际上，他一直另有自己的议程，渐渐清晰、越来越自信，他已经表明了他的真正志向：
人总是被挤压着，被历史、现实，被乡村或城市，被他的环境和身份，罗伟章从《我的同学陈少左》开始就深刻地执念于这种困苦境遇，但是，在罗伟章看来，展示这种困苦并非为了解除人的责任，恰恰相反，小说的伟大使命，就在申明人的不屈精神，就在求证人的选择和承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