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还乡与迷失——薛舒《唐装》读札
肖 涛
大概是陈寅恪说过类似的话吧，王国维是殉文化而死。或许。
这跟薛舒的小说有何关联性呢？其实就是文化与传统，遭遇到现代性而发生的精神变异。这是薛舒小说叙事的基本套式，一个母题。围绕这个母题，薛舒一次次地发出灵魂还乡的呓语，却总是沦入不得其门而入的迷失结局。
王安忆曾“寻根”考古过母亲茹志娟的家族历史，这是否意味着“上海”这所城市的居民都在漂泊中，且能直接感受到某种无家可归心态所自配而来的叙事诉求呢？比如“老上海”的旧时光溯源，付诸影像和服饰中的百般万种呈现，皆能揭橥出一种世纪末的遗风流韵。
于薛舒而言，的确经历过这种流变。无论祖父一代从苏北或其它“乡下”而进入“上海”本身无根的经历，抑或是父亲脱离另一个上海乡下而进入“城市”的曲折，还有自身辗转空间内的身份变迁，都意味着与童年、童年之更早的家族、与家族结缘的土地之间，一根血缘连接的线条，藕断丝连，时时纠结成某种魂魄不得安宁的表达意向。
《唐装》看似寻找死去爷爷的墓地，其实也是一次灵魂的还乡。还乡扫墓之举，却陷入了困境，因为土地的变迁，让死人都不可安宁。一所地下亡魂的处所，从此沦为了乌有之乡。原因何在？只能来自这块土地围绕着“城/乡”改造而来的“现代性”规划之近景与远景经济巨手的共同操作，并裹挟着田野与死魂、人与村庄，彻底消亡迷踪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中。
薛舒设置这个文本的基本框架，依然可以分为两个套层，一层是现实中人的还乡，寻找墓地，扫墓，并以弟弟苏潮发现商机，进而成为这块土地最后的“掘墓人”为主线。而内蕴层，则来自于中装这种传统手艺活的泯灭、重生、变裂为骨架。并以三代之间的文化心理嬗变为叙事动力。文化形塑人类，文化同样也让人获得与土地和传统之间的地气、底气与生气，进而导致表层叙事的维系，却也凸显其断裂和失衡所在。
当父亲为一种荣誉即周总理穿他做的中山装而坚持到底，同样爷爷苏木桥是应差不多如此，“为一个他所崇拜、敬仰、热爱的人”而精益求精。文化成为了人的精神血液和骨髓里必不可少的动力源。从此看，薛舒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讽，同时也表达一种反思，即失去文化的滋养，或者文化成为某种媚俗大众性的粗制滥造品，是否意味着手艺活灵氛不再的时代，亦将是灵魂枯竭、无意义和无价值支撑的未来呢？
然而事实上，我们又无法真的替爷爷迁坟。爷爷的坟在哪里？即便我们谁都清楚，苏木桥的的确在那块土地里安眠了二十四年，但我们还是无法把他的灵魂引起迁到新的居所去。
我站在刘湾乡下已近乎没有农田的土地上，默默地想，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我的故乡了。我想对着这片土地，对着我的爷爷苏木桥呼喊：爷爷，你的孙子来请你了，请你在天之灵飞翔起来，飞到我们为你安置的那个新家吧。
然而，我只是沉默地看着尘土飞扬的工地，看着一河之隔平坦的水泥大路，看着蓝色的厂房、白色的塑料大棚，看着我的故乡被尘埃染成灰色的天空，沉默无语。
这两段我认为最能显示出薛舒本文的叙事意旨。我们不由得会想到鲁迅《故乡》中的两幅海边看瓜图。
但比诸鲁迅、沈从文等前人而言，薛舒的小说直接立足于自身家族历史变迁，本着自身身份转换的各种错位感怀，同时立足于一次迁坟的荒谬举措，从来完成了一个辐射面很敞亮却又深潜的文本。
正如我对乔洪涛小说所谓的哭丧文学一样，薛舒的这个小说也是在哭丧的近似意味中，来让自己的灵魂寻找一处可以寄存想象的故地，从那里滋润到一点旺盛的生命气息，然后沉淀为于内心岩层中，成为不愿附庸妥协于无聊现实主义中的理想召唤和自我认同。
（《唐装》选载于（《中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