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欲望与伦理

郑润良

      常言道，人有七情六欲。而人的情感、欲望的表达又必须受到伦理的制约。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则。子曰：发乎情，止乎礼。但礼也可能被质疑，被僭越，被突破。欲望与伦理的纠缠、博弈于是造就了一出出人间戏剧。从这个角度观察本期的大部分作品，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考察这个命题，陈应松的《无鼠之家》和於丹的《寻找若小安》颇具代表性。前者可以代表乡村，后者则可以代表城市。乡村是传统伦理根深蒂固的地方。按照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经典儒家权力结构，“无鼠之家”中的阎国立是这个家庭公认的家长。这个家主要靠他撑持，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他添置的，包括为生性木讷的儿子阎孝文娶的儿媳妇燕桂兰。因此，在家里他一言九鼎，所有人都自觉服从他的权威。他必须为这个家的一切负责，选中燕桂兰也主要是看中她的身材适合传宗接代。但是问题出来了，阎孝文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让媳妇受孕。按照传统伦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阎国立看来，这个家的香火万万断不得。于是，最最荒谬的一幕出现了。阎国立这个“传统伦理”的代表者、拥护者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乱伦行为。小说由此深刻揭示了传统伦理的内在矛盾与悖谬之处。这是乱伦、弑父等悲剧的根源所在。传统伦理所制造的“家长制”模式又何止体现在一个家庭中？在创作谈《无鼠之家的弑父》中，作者谈到自己在收集小说素材的时候遭到一个镇宣传委员的强烈阻挠。作者有感而发，“当他说不行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枪毙了的儿子和被杀的父亲与他有某种关联。他带着一股很让人发冷的陌生荒野鬼气。”在我看来，作者所说的鬼气就是指传统伦理中“家长制”的幽灵。这一幽灵仍然阴魂不散。
      乡村有乡村的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如果说，乡村伦理还受到传统的家长制的潜在主宰的话，那么，城市的伦理则越来越受到利益原则的主宰。於丹的《寻找若小安》对现时代的城市伦理做了淋漓尽致的揭示。小说中的主人公知识分子也夫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仅仅因为他不能按照这个时代的伦理规则做事，一味地追求崇高、美好、理想，他遭遇了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失败。其实，他的妻子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她希望离婚能够刺激他崛起。显然，对他的妻子来说，“觅封侯”要比“杨柳色”重要得多。新社长上任后，他误打误撞地获得了社里的重点选题，为此他必须找到网络红人文化名妓若小安签约出书。为了重新获得妻子的认同与他人的尊重，他踏上了寻找若小安之旅。他几乎成功了，只要他能够狠心牺牲别人、践踏自己的良心。但他做不到这一点，最终他守住了自己的原则，却丧失了名誉、工作和妻子对他的最后一丝信心。“寻找若小安”展示的是一出各色丑角登场的喜剧，包括小说中唯一的正面主人公也夫，最终也只能以众人眼中的丑角面目退场。卢岚岚《仓皇的青春与爱》在怀旧的色调中也隐含了城市中的婚恋伦理。对于“父亲”、“母亲”来说，来自小县城的小画家郭文是无论如何配不上“姐姐”的，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当郭文名利双收时，他们又希望姐姐和他重修旧好。小说中姐姐与郭文最终走在一起是在多年后的异国他乡，这实质上是对当年主宰他们幸福的伦理观念的否定。
       如果说《无鼠之家》探讨的是乡村传统伦理中的负面因素，那么，王跃文的《漫水》则试图寻求乡村传统伦理的正面形象。漫水村中，余公公、慧娘娘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了传统伦理中人情味浓、重常理轻“玄谈”、重义轻利的一面。历次政治运动的狂飙突进在这里受到了无声无息的消解。小说还特别难得地勾画了余公公与慧娘娘这对老年人之间互相关心、彼此欣赏的微妙心理碰撞。
霍君的《我的农民父亲》同样探讨了乡村中的家庭伦理。“父亲”生性软弱，嗜爱羊奶。“父亲”形象与羊的关联实际上道出了中国农民总体文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当他们在现实中遭遇不公对待的时候，他们更多地选择忍让、退避，并且像小说中的“父亲”那样把一肚子的憋屈发泄在更弱的对象——自己的妻儿身上。这是乡村的传统权力格局造就的伦理。“父亲”最后的抗争无疑寄寓了作者改变这种伦理的愿望。
      这种权力格局及伦理不仅仅存在于乡村中，海飞《老子的地盘》中马成路这块地盘是五哥的，所以面馆老板刘大脖必须交保护费给他。刘大脖也有自己的地盘，也有吹牛的对象，比如他的女员工李东瓜、刁花，快活林的小姐哩哩。因为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丢了面子，刘大脖终于下定决心与五哥拼死一搏。小说结尾，马成路原有的权力格局被打破。但这种结尾，多少有些理想化。
最后，我想谈谈谢友鄞的《地下》。与前面谈到的小说不同，《地下》同时涉及到乡村和都市两个空间，两种伦理。两种伦理对人物的定位和评价是不同的。对于何良诸、女警官的同事而言，北大坎矿区矿工赵集等人是偷盗文物、破坏治安的嫌疑犯。而在北大坎矿区矿工们心中，赵集是他们茫然无措时的主心骨。赵集等人私设牢狱、绑架他人实属非法。但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将主人公、叙述者何良诸的身份设置为两个空间的串联者。何良诸出身矿区，父亲死于矿下。是矿区人将他送到城里的孤儿院。多年以后，同样是赵集在危急关头救了他的命。他对矿工们的行为有一种深层次的理解，理解他们的无奈，理解他们的困境。何良诸在女警官面前为赵集等人说项、开脱表明了他与“地下”、与矿工们之间的血脉相连。我们同样能感受到作者与底层息息相通的叙事立场。秉持这种叙事立场，两种伦理的僵硬对峙才可能被打破。这是小说触碰到的重大时代课题。

【专栏作家简介】郑润良，青年文学评论学者，福建某高校教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