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寻求什么样的平衡

      弗洛伊德有言，“我”并非单独的个体，一个“我”里其实有“超我”、“本我”、“自我”在打架，在寻求平衡。人生在世，难免要面对情感与理智、义与利、理想与现实等诸多命题的纠缠，如何解答这些命题，寻找一个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相对平衡的答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体会。也正是因为这些迥然不同的解答方式，才造就了纷纭复杂的人生百态。
      叶兆言《玫瑰的岁月》里的黄效愚试图在艺术与人生之间寻求到自己的平衡。黄效愚娶了大他八岁的藏丽花，这在别人看来是吃亏的。但黄效愚并不这么想，因为藏丽花让他真正领略到了书法艺术的堂奥，与藏丽花的结合就是与艺术的结合，他并不亏。黄效愚让我想到了八十年代阿城名作《棋王》里的王一生。他们都属于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沉迷于某种技艺而不可自拔。他们很快领略到技艺不仅仅是技艺，其背后则是源远流长的文化脉流。也正因为他们的沉迷、热爱绝非出于功利，使得他们在不经意之间接通了这条文化源流，从而成就了他们别样的人生和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境界。藏丽花之所以最后承认自己的字不如黄效愚，正是因为藏丽花太有名了，中国文化核心里“虚静无为”的精神无意间在默默无闻的黄效愚身上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即便如此，当面对爱妻即将离开人世的事实，黄效愚感叹如果妻子能够活下来，他宁愿就此封笔。艺术再玄妙，也终究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爱人。叶兆言以往的作品对南京地域文化的解读颇为深刻，通过藏丽花和邵老先生，叶兆言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他笔下南京往事所携带的浓厚的文化气息。难怪作家在创作谈中说自己“听到了该回家的亲切声音”。
      朱文颖《花窗里的余娜》里的“我”则试图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之间寻求平衡。余娜可谓理想主义的标本，她敢想敢干，桀骜不驯，毫无顾忌，恋爱、出国、离婚，最终孑然一身回国却仍然气定神闲。相反，小露阿姨总是“身体朝前面冲着，两只手大力摆动，仿佛前面正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她再不去就晚了，就要被别人抓走了……”她的确抓住了很多别人羡慕的东西，比如好工作、好老公等等。当老公与她渐行渐远的时候，她认为房子和存款才最实在。就是这么一个实在的人，最终选择了自杀，因为她的人生中除了钱已经所剩无几了。面对这两个前辈，“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已经非常明了。略为遗憾的是，小说在余娜与小露阿姨这两个人物的刻画上缺乏更为有力的细节支撑，使得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葛亮的《德律风》里的保安和声讯台小姐素昧平生，却通过电话中的沟通、同情在冷漠的都市中找到了一份温暖和平衡。小说对底层小人物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的刻画颇有动人之处，但总体上稍觉平淡，希望今后能看到这位被誉为“最具大师潜力的新锐作家”的更多力作。晓剑《返回“三八线”》里的胡解放在报恩与个人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这种源于民间朴素道义观念的选择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失去了成为一名共和国乡长的机会，但他坚守了自己做人的原则，所以他并无怨叹。在功利至上的今天，这样的精神弥足珍贵。
     肖江虹的《喊魂》直面当下拆迁纠纷中的暴力现实，正面展示拆迁流氓的内心世界与行为方式。拆迁流氓的肆意妄为无疑指向当下制度环境的缺失，对此，小说后半部份的喊魂仪式恐怕无济于事。如果缺乏制度的约束，在灵魂与利益之间，大多数人都会倒向后者。萧笛的《纸花炮》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网络民意为何对有钱人如此敌视，矛盾一触即发。虽然最终真相大白，马车案与所谓富商二奶毫无关系，但整个社会弥漫的仇富心理也只是因此暂时平息下来，蓄势待发。杨凡与胡唯之间的互利关系，政府的新闻管控及媒体透明度，胡唯与韩冰莹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些都是潜在的矛盾导火索。杨凡给方雄升职并命令他秘密调查韩冰莹，似乎提供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依据杨凡与胡唯的关系，这个安排多少有些牵强。
      蔡阳启的《香李》里面的女主人公香李人如其名，是传统中国女性美德的化身。她为了救奶奶，宁愿献身嫁给残疾的姜岩，这是出于义；她跟一文不名的楚歌私奔，是为了情，虽然楚歌带走她是为了报复姜家。她晚年愿意嫁给姜岩也是为了报恩。但作者最终安排姜岩阴谋害死香李。这个情节出人意料，但并不在情理之中，与小说整体的叙述主旨相矛盾。
     本期“新锐出发”的三篇小说都表现不俗，可圈可点。徐国方《顾绣的夏天》深入灾后现场，探讨灾后心灵重建的艰巨性。顾绣这个身材肥胖的普通女人竭力唤醒丈夫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以她艰苦卓绝的努力彰显其内在的坚韧与美丽。方晓《月河桥》通过老孙这个“经济诈骗犯”的命运起伏展示了一副斑驳陆离的时代图景。老孙本是个转业军人，下海之初就被人以招商名义诈骗。但他由此开悟，以同样手法迅速聚敛大量财富并冲击房地产业。房市失利后他只好重操旧业，企图再捞一把。但他终于无力扭转大局，落得众叛亲离，千夫所指。老孙的堕落并非由于天性恶劣，也不是作者自己所说的“人性的症结”，在他的堕落过程中有前人的成功示范，整个社会盲目狂热的逐利之风，官商苟且等等因素成为“助力”。当他风光不再时，所有曾经从他身上得到好处的人又都反过来痛斥他，与他势不两立。这无异于一场闹剧，事实上，需要反省的不仅仅是老孙一个人。
      郭楠《在玻璃镇纸里看外面》的麦太太试图在身份与快感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在她怀疑丈夫已经背叛自己时，她开始接受年轻教练的诱惑，试图寻求非道德的快感来获得心理平衡。当她发现这份快感需要金钱支付并需要在年轻的男伴面前承认是自己有求于对方时，她曾犹豫，是丈夫明目张胆的谎言坚定了她“红杏出墙”的决心。最终她发觉自己可能误会了丈夫，她又把越轨的脚收了回来。其实，即使她丈夫外面没有人，只要她仍然活在“玻璃镇纸”里面，她永远只能在岌岌可危的身份和患得患失的快感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表现中产阶级空虚内心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层出不穷，但这篇小说仍然给我们带来了大陆台商妻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新鲜经验。作者对人物患得患失、蠢蠢欲动的心理乃至潜意识的深度揣摩，对生动细节的精确捕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文学仍然能够深刻体察大千世界，演绎如此多彩的风景，这是作家们在努力寻求的伟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