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视野、人文关怀与新锐力量

底层视野、人文关怀与新锐力量 

 ——《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一期综评

郑润良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及相关论述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底层文学秉承文学对小人物关切的人文传统，直指当代现实中的阶层固化及社会弊症，意在促进社会的总体和谐，是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指向上的一次有力出击。综观本期新锐小说家专号，也可以看出底层叙述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颇巨，一半以上篇什涉及底层问题。那么这些关涉底层问题的叙述又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人文图景，展示了何种人文关怀与文学力量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在商业主义的喧嚣声和现代化的流光溢彩的形象背后，文学却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些变化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一些人的腰包更鼓了，另一些人却可能沦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社会转型期林林种种的社会症结，需要文学记录在案。周瑄璞的《房东》就是通过一个郊区农民房东的视角来观察当下社会生态的症结与变化。宁拾得是一个城郊农村的村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由于“上世纪末的开发商还没有那么穷凶极恶，变本加厉”，他获得了较为合理的补偿，分到了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应该说，在这一波现代化浪潮中，宁拾得是幸运者，他成了房东，得到每月固定的租金收入，虽然这笔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宁拾得先后经历的四任房客，第二任房客是个“老鸨”式的女人，她的发廊居然就开在派出所的对面，让我们看到了腐败者的借权“寻租”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第三任房客小张的自杀则让我们看到了“蚁族”的无望感。第四任房客是他的村邻何满。因为他的房子比宁拾得迟拆几年，他所面对的地产商已经变本加厉，得不到合理补偿的他也不敢做“钉子户”，只好搬出老房子。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地产商的日益贪婪。何满也曾经有冲出“底层”的机会，托关系进入工商局当临时工的他只要能狠得下心罚小摊贩的钱，就可以慢慢发财。但他明知“想混得好就不能心太软”，却还是下不了手，只好脱了制服。作者在何满和宁拾得这些底层的小人物身上，赋予了道德的光辉。何满和齐丽娜的爱情也让我们感受到底层的相濡以沫。“人们匆匆赶路，穿过大楼高贵的阴影，走到外面喧闹的大街上，争分夺秒追赶时代的脚步去了。”虽然宁拾得、何满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时代的落伍者，但他们毕竟没有丢失做人的根本。与《房东》的旨趣相似，张惠雯的《群盲》通过一个时空截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势利、庸俗、残忍、淫乱，也看到了它所隐含的爱与怜悯的力量，后者在年轻小说家和穿夹克女孩共同返回找狗的举动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小说对场景及人物心理的生动描绘让我们感受到现实的苍白与压抑，也因之体会到文学对现实的巨大反拨力量。连谏《老莱》中的主人公老莱、马文文们同样是时代的落伍者。马文文虽然干着世界上最低贱的活，但她的心“比世界上洗得最干净的盘子都干净”；老莱最终买了新电脑赔给陈胖子，他“只剩了一个好觉，丢不起了”。虽然他一无所有，但他最终寻回了做人的根本。作者并没有给人物或读者任何廉价的希望，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是底层的物质与精神困境及他们在困境中苦苦坚守的道德力量。

以土地财政带动城市化的车轮一往直前，我们同样在蒋峰的《花园酒店》里看到地产商的影子。地产商看中的是一个花园，准备改造成花园酒店。“喜欢来花园溜达的、聊天的、打牌的，都是快七十的老人了，你们就不能等两年，等这帮老头老太太们死光了，再来毁掉这全部吗？”显然这是老许的奢望，时间就是金钱，当所有人都拼命奔钱而去时，谁会顾及这些老人的卑微愿望？老许真正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凭自己年老的身体赚的一点辛苦钱却要养活一个弱智女儿和幼小的外孙。我们因此能够理解并谅解老人偷卖工地钢筋的行为。作者借老许揭示了底层的艰辛，尤其强调老许在困境中的坚持。这种坚持还体现在他要求许佳明一定要大胆登上未完工的花园酒店顶楼。作者暗示许佳明长大后成为“成功人士”，真正入住花园酒店。这固然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但多少有些虚幻。

相比之下，王威廉的《秀琴》给人的是实实在在的痛感。剥开秀琴疯疯癫癫的表象，暂时抛开秀琴与宝魁的悲剧，我们看到的是一对乡村夫妻的生死与共、永结同心。宝魁生前经常对人说，“我这辈子就只有两件好事，一件是我能和秀琴成亲，另一件是我婶子能看到我和秀琴成亲。”宝魁还宣称他能为秀琴而死，最终一语成谶。秀琴对宝魁同样忠贞不二，她之所以在宝魁死后疯疯癫癫，把自己当宝魁，实是出于内心对宝魁的承诺，“你愿意替我去死，我就愿意替你活着，我让你活两次，活两辈子！”这个乡村爱情故事，笼罩着诡异和悲惨的气氛，给人的却是深深的感喟。

王霜《下一个路口见》的女主人公崔粲本来度日维艰，在一个八卦小报当发行员的她“出去推销报纸不是遭拍就是挨踹，毫无尊严，一天到晚灰头鼠脸。我害怕在驮着报纸去报亭的路上遇见熟人了，怕人家奚落，怕人家那种眼神。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迎风斗浪的，更是狼狈。”但她很快境遇好转，因为意外碰见了大款秋山。秋山虽然外表蔫巴巴的，却是个真正的“钻石王老五”。两人历经波折终于走到了一起。作者叙述笔法娴熟，人物对话生动，但小说通篇看来还是没有摆脱“灰姑娘遇白马王子”的窠臼。

赵瑜的《方向感》探讨的是中年人的情感纠结与婚姻危机。导游黎静在发现丈夫两次出轨后纠结于离婚与不离之间。离婚“意味着生命形式的全部瓦解，至少对于她是这样的。意味着亲情的减半，公婆对她均不坏；意味着许多重复的解释，要向所有羡慕她婚姻幸福的人解释，大多数时候还要帮助林非凡掩饰他的过错，以减轻他的不堪；意味着孩子将面临不完整的爱”等等。但不离婚，她同样陷入对丈夫的永恒猜疑和不信任中，陷入对丈夫身体的隔膜和对其他陌生男人的模糊渴望中，最终在与两个姐妹一起用生姜汁洗头发的过程中，她找到了方向感，决定放弃这段婚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小说对人物心理及感受有非常细腻的刻画，但结尾女主人公的思想转变多少有些随意。

“三个女人一台戏”，嘉男的《谁比谁幸福》从一开场的“争男友”到结尾的“母子相恋”，有着相当戏剧化的内容。小说时空跨越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新世纪，通过三个女人的经历凸显了三种人生观的比较。如果说朱红一生追求的是名利，为此不惜将婚姻当跳板；大白梨则追求欲望的满足；冯元秀则始终秉持一颗平常心，本本分分过日子，最终将佛理奉为圭臬。对前两者的否定意在突出后者所坚信的“理性的爱才是真的，不变的，不讲感官享受，而是从道义出发，这叫慈悲，从人的自性真心流露出来的，所以不会变。”作者在这里显然和冯元秀站在一起，相信“自性真心”，相信人性本善，回归本性就能找到幸福。但人性的复杂正在于善恶杂陈，并且因时因势而变。这种单纯的幸福论恐怕很难解释现实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