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婉的质询

哀婉的质询

——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郑国庆

谈到批判性作家，人们似乎不太想到迟子建。这位温婉的女作家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多地是与美、温情、边地之女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诚然，迟子建是以其对自然的丰厚感受与对人性之美的挖掘名之文坛的，但是，这并不意味迟子建只是个唯美的“童话型”作家，她的美之所以让人不觉得虚浮，正在于她所营构的艺术世界其实是和现实保持着紧张关系的。迟子建竭力在小说中留存着那些自然之子朴素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这些朴素而优美的价值与现代文明的物欲、发展、贪婪、勾心斗角形成了另一种参照性的人文景观，从而提示着我们现代文明的盲点。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把笔触伸向了密林深处一个不为人知的民族：鄂温克族，以“最后一个鄂温克人”的口吻，为这个行将在现代化的开发大潮中消失的民族留下了一曲忆念的挽歌。在不想留下名姓的老酋长的女人——叙述者“我”的讲述中，那些森林中倒下的树木、枯竭的河流、日渐稀少的驯鹿，萨满的舞蹈、岩上的彩画被一一召唤回来，那些森林中的劳作与生存，爱与死，温暖与伤痛，无不让我们为之沉浸与感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但绝不是“愚昧落后”的民族，在此刻，他们只剩下这一位驻守山林的长者，其余的，因为日渐破坏的自然环境，被迫改变他们原有的游牧与狩猎的生活方式迁居到山下的定居点。然而，离开了森林，鄂温克还是鄂温克吗？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他们要背井离乡？为什么他们不能继续在山林中饲养驯鹿、狩猎、唱歌与跳舞？这是鄂温克人朴直的头脑想不明白的。这些在现代化不可抗拒的火车头前茫然失据的人，有些瞄准汽车轮胎表示他们对砍伐森林的抗议，有些用酗酒来麻醉自己，有些人进城又返乡，有些人投河自尽。——这是弱势民族在现代化开发大潮中令人心痛的命运，也是迟子建透过书写对于现代性发展主义的抗议。以迟子建的风格，她并没有采取剑拔孥张的激烈方式。她延续一贯的温婉，然而苍凉的色调加重，在引领我们进入鄂温克人的世界，让我们看到这一片土地这一群人的独特生存，开始了解并喜欢上他们时，叙述开始转折进外部世界—现代社会的悍然入侵、颚温克人在历史强力面前的戚容，从而哀婉但坚定地表达了她对现代文明的质询。

小说选择以最后一个“鄂温克人”——九十岁的鄂温克老女人的回忆与叙述来展开故事。这是一个历经岁月沧桑的老者对于本民族历史的喟叹。这样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更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民族的内心，咀嚼其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喜怒哀乐。迟子建的叙述功力在这部长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讲述的语调苍凉、节制而又有一种内在的激情，散漫的故事在迟子建娓娓动人的叙述中获得了一种生命的节奏。不得不承认，这样一部缺乏强烈性格、戏剧冲突的小说，阅读的快感很大程度来自于迟子建小说叙述语言的魅力。迟子建的笔调特别适合描述鄂温克民族这种自然之子的生存状态，因为她本身同属这样一种对自然充满感情的种类，因此，在描述与鄂温克相依为命的天地时，迟子建一点也不显得“隔”。她写白桦树的自我复生——：“因为剥的都是树干，所以脱去了树皮的白桦树在被剥的那一年是光着身子的，次年，它的颜色变得灰黑，仿佛是穿上了一条深色裤子。然而又过了一两年，被剥的地方就会生出新鲜的嫩皮，它又给自己穿上耀眼的白袍子了。所以我觉得白桦树是个好裁缝，它能自己给自己做衣裳穿。”写桦皮船在河流上走——：“船悠悠走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耳边有阵阵凉风掠过，非常舒服。在水中行进时看岸上的树木，个个都仿佛长了腿，在节节后退。好像河流是勇士，树木是溃败的士兵。月亮周围没有一丝云，明净极了，让人担心没遮没拦的它会突然掉到地上。河流开始是笔直的，接着微微有些弯曲，随着弯曲度的加大，水流急了，河也宽了起来。最后到了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堪达罕河就好像刚分娩的女人一样，在它旁侧溢出一个椭圆的小湖泊，而它的主流，仍然一门心思地向前。”写行猎夜晚的月亮——：“为了避免犯困，我就让头不停地运动着，先仰头看一眼天上的月亮，然后再低头看一眼水中的月亮；看完了水中的月亮，再抬头看天上的月亮；一会儿觉得天上的月亮更亮，一会儿又觉得水里的月亮更明净；一会儿觉得天上的月亮大，一会儿觉得水里的月亮大。后来起了一阵风，天上的月亮还是老样子，可是水中的月亮却起了满脸的皱纹，好像月亮在瞬间老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懂得了真正长生不老的是天上的东西，水中的投影不管有多么美，它都是短命的。”——这些叙述学上称之为“静止性自由意元”的叙述要素，并不推进情节的发展，但是构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灵韵”，除了使得叙述变得灵动有致，更重要的，这样的修辞召唤出一种与自然相亲的前现代文明的感知结构，使现代读者的耳朵、眼睛、鼻子、皮肤重新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引发他们重新去思考自然之于人类的意义。

老女人的故事讲了一天，从清晨的雨讲到晚上的半个月亮升上来，在讲述中她再次经历了从稚嫩的少女成长为坚韧的妇人到沧桑的晚年的生命历程。小说的三个部份：清晨，正午，黄昏，对应了她生命的三个阶段，也见证了鄂温克族从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到满洲国日本人的入侵到新中国开发性破坏的命运。叙述的节奏从清晨的单纯过渡到正午的庄严再到黄昏的仓惶，越来越急骤的现代性扼住了这个前现代民族的咽喉，使得她再也不能跳起欢愉的舞，唱出明亮的歌。

透过鄂温克老女人的讲述，迟子建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鄂温克的世界。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与神灵和谐共处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通常是在科技、理性、科层制、民族国家、全球化等现代话语当中被编派为原始、蒙昧、落后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指认常常不过是现代话语扩张的必需，去魅的背后是为了迎接现代新神的入主。透过《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给我们展现了现代性话语之外的另一种生存风景，这一风景有时甘美有时酷烈，但同样充满了生命的庄严与伟大，绝不是用愚昧二字可以打发掉的人类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鄂温克族的环境生态—文化系统中对待生命的方式，比如他们的万物有灵，比如萨满的“牺牲”与“大爱”；在这里，生命还没来得及分为主体与客体，还未被绑架成发达列车上的齿轮与螺丝钉。依据发展主义的标准，鄂温克人的经济总量或者GDP是落后的，按照发展或者增长的需要，这一族群的生存就必须让渡给大规模的森林工业，牺牲小我以换取繁荣发达的美好愿景。然而如果以生命为目的和方法，就不能不考虑到人并不是GDP总量上的一个数字。作为自然界的物种，他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他在环境—生态中的所作所为，传统社群生活的价值在哪里，幸福的真义是什么？考虑到这些与“人”相关的标准，这部小说所展现的鄂温克民族的生活智慧与生命态度，就仍然是“后现代”的今天可以汲取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