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与重返传统的意义

 孟繁华：现在的文学也不能说是千篇一律。我曾经说过，所有整体上指责当下文学的人，都是抽象的否定，但他可能并不了解当下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理想的文学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又总是以理想的方式要求文学。我们可能总是认为过去的文学好，事实上，我们对过去文学的全部也不了解，了解的只是经过“经典化”以后的过去的文学。我曾举过例子，比如现代文学什么都有，“礼拜六”、“红玫瑰”、“鸳鸯蝴蝶派”等等，也肉欲横流红尘滚滚，但经过历史化之后，现代文学就是“鲁、郭、茅、巴、老、曹”。于是，我们就认为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其实，当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是很了不起的，对它的批评是很困难的。但是，否定当下文学的人，在批评时几乎是“不及物”的。这种否定还没有构成对当下文学真正的批评。 

张学东：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国内长篇小说生产量为最迅猛发展的时期，期间您关注过大量的长篇小说创作，想请您谈谈您个人以为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以及它们对于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哪些深远影响。

 孟繁华：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是矛盾的，一方面你认为文学“千篇一律”，一方面又相信有“最重要”的作品。但我觉得后一个问题更真实一些。我个人认为，当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中篇小说，这些年来，或者新世纪十年来，成就最高的也是中篇小说。但长篇小说一直在发展，这些年来也确实有很重要的作品。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门》、阎真的《沧浪之水》、姜戎的《狼图腾》、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铁凝的《笨花》、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河》、毕飞宇的《平原》、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范稳的《悲悯大地》、张炜的《丑行或浪漫》、阎连科的《受活》、赵德发的《双手合十》、吴玄的《陌生人》、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恕我不能一一列出，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小说，也是我们审美经验中不曾经历的。这些作品对当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发现了长篇小说新的可能性，扩张了文学书写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的文学，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与我们的内心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关。

 张学东：这已是老生常谈，文坛到底需要怎样的领军人物？是评论家来领导作家进行创作实践，还是作家自己？以前就有批评家指出，选刊、月报等转载类刊物对文学创作有负面影响。同样，评论家指引文坛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现在的事实是，某部作品本来平平，结果被某某热评一通，这样的东西一夜之间突然成为时尚和主流了，成为某个时期的文学风向标，于是，有人开始追风而上。

 孟繁华：文坛确实应该有领军人物，当然这个“领军人物”不是君临一切至高无上的神。而是作家、批评家倾心认同的文学导师或精神导师，就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一样，不仅文学成就让大家深感钦佩和景仰，同时他的人格魅力、精神魅力都是无以伦比的。他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文学，帮助我们走出精神的泥淖和茫然的无助。他内心的大爱、超凡脱俗的艺术想象力像阳光一样照耀我们，我们产生的追随感发自内心深处：我们需要他。但这样的“领军人物”存在吗？

批评家怎么能领导作家？作家是由作协和宣传部领导的。至于你说的“某部作品本来平平，结果被某某热评一通，这样的东西一夜之间突然成为时尚和主流了，成为某个时期的文学风向标”，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哪个批评家有这样的本事？那也太小看读者的鉴赏能力了。事实上——我已经说过，今天任何商业化的行为或策略，作用都远远大于批评家，时尚是由他们制造和引导的，但时尚毕竟只是流行色，不会成为主流。

 张学东：70后作家如今已年届四十，可谓不惑将至。有人认为他们无根可依，写作注定不能与60年代老大哥相提并论；但也有相反意见，假以时日这代青年作家必将成为文坛的主力，从您多年的关注视野来分析，这代作家在未来的5到10年，能否产生对当代文坛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或者，这些作家有可能是哪些？您如何看待他们现已取得的成绩？

 孟繁华：其实我一直不大赞成将作家按代际来划分。同代作家确实有他们共同的地方，比如生活阅历、情感经历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个人性太重要了。同代作家有的是天才，有的也很平庸；同代作家写出的作品非常不同。我们怎么能因为概括的简便就将他们一起谈论呢？实际上即便同是70年代作家，魏微和金仁顺一样吗？戴来和朱文颖一样吗？李师江和丁天、冯唐和张学东、盛可以和尹丽川等有可比性吗？有人说这是“夹缝的一代”，是“尴尬的一代”，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不能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大作品。文学是虚构和想象的领域，他们是否有天才从事文学活动，这才是最重要的。上述提到的一些70后作家，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我对他们怀有很高的期待，他们能写出好作品是无庸质疑的。 

张学东：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最重要的几部作品，现在，还想请您谈谈国外作家在此期间的重要作品，因为，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作家还是在读众所周知的上世纪80年代前后翻译过来的西方世界的经典作品，而对于当代特别是新千年以后的外国作家和作品却知之甚少。

 孟繁华：我觉得这些年西方作品在国内影响较大，一个是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一个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世界，阅读它就如同经历了一场魔幻般的异国美梦。他不仅捕捉了伊斯坦布尔过去和现在的冲突，展现了城市永恒的诡谲之美，更以绝妙的笔触描绘了一场令人目眩神迷缠绵悱恻的爱情。他告诉我们今天的长篇小说该会多么丰富；《追风筝的人》以温情的笔触关注了亲情、友情与爱情，感恩与救赎，真相与谎言等最寻常的事物，它让我们回到过去，回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川端康成的《千羽鹤》等情境之中。这些作品所提供的经验将会使我们受益无穷。

另一方面，也许我不大同意你的看法，你认为“中国的作家还是在读众所周知的上世纪80年代前后翻译过来的西方世界的经典作品”，似乎是微词。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我们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作品，特别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的学习很用功，也受惠颇多，但对西方18、19世纪的文学学习是不够的。我们匆匆走过这些丰富的文学沃野，但吸收消化过于匆忙。事实上，这些文学的全部丰富性我们所知甚少。所以我觉得重新阅读这些作品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课程。当然，重新学习、理解我们本土的传统文学资源，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重返传统的学习，在今天太有必要了。

 张学东：众所周知，您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时间很长，可谓见证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的各个重要历程。那么，很想问一下，在此期间有没有后来很重要的作品却与您擦肩而过，换句话说，因为某种主观的原因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被您所忽略？

 孟繁华：这是肯定的。现在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在1200至1400部左右，要想读完这些作品是不可能的。不仅作品不可能读完，就是很多作家的被忽略也在所难免。比如我觉得对赵德发、熊正良、王朔的后期作品等，都关注不够，这是很遗憾的。坦率地说，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有些作家是自己内心喜欢必须关注的，有些则是其他原因关注的。现在文学评论会议太多，动因也很复杂，参加这样的会议其实荒废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应该检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