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述空缺”到“向故事致敬”

记者：《隐身衣》里写到的被社会遗忘的人群，与你其他小说中的很多人相似——不为主流社会所了解，对时代、生活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你的小说似乎对社会边缘人更有兴趣。 

格非：我小说里的人物肯定是有某种延续性的。他们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陌生的、边缘的，《人面桃花》里的秀米、《山河入梦》里的谭功达、姚佩佩，《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李秀蓉，再到《隐身衣》中的“我”都是如此。小说要表达的就是某种既普通又不普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写作也是如此。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一个小场景都会让普鲁斯特泪流不止，大家会觉得怪异，但对一个哮喘病人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情感。 

至于边缘化，可能我的感觉、判断跟大部分人不一样，尤其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我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根本上我和读者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们都是血肉之躯，经历的事件也没有不同。写作就是要通过对特殊经验的展示，跟读者达成某种认同。我希望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告诉你我是这么看问题的，我的感情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能找到共同点，意识到原来我也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是写作最大的意义。 

记者：你提到在《隐身衣》里进行了实验和调整，到底是什么实验？最后目标实现了吗？ 

格非：我希望在叙事上、处理上往其他方向走一下，为以后的创作做些准备，现在看来达成了我预先设定的目标。这部小说终于回归了第一人称叙事，之前的三部曲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人称的变化必然带来语调的变化，虚拟读者的存在设定了对话的对象和前提，使得叙事节奏更加轻快。再就是小说吸收了一些哥特式小说的特征，不再老盯着社会、人生那些很严肃的东西。 

从写作本身来说，《隐身衣》写得更自由。小说的每一条线索都有无数发展的可能：这个人要不要死，是怎么死的……比如我对丁采臣的设想比最终呈现在小说里的要多很多，小说大概只用了十分之一。但当初写《春尽江南》时就很受限制，延续了那么多年的框架和结构不可能一下子丢掉。写作意味着无数的选择，每写下一个字，就为人物、故事做出了选择，这个过程会产生无穷的变化。 

记者：“江南三部曲”建构了一个始自民国、跨越上世纪50年代、直至当代的“理想国”，它是否比较完整地投射了你的精神世界？在小说中有没有延续至今的思考？

格非：“生活的无数种可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小说里想回答的。我想为社会历史剧变中的个体做出解释，为他们留下曾经存在过的证明，给那些没有放弃梦想的人们一个合理的依据。否则，谁又能证明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江南三部曲”写的是历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三个时期，《人面桃花》从辛亥革命写到民国，《山河入梦》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春尽江南》则已经到了当下。在和平年代，100年跟一天差不多，时间是静止不动的。而在大变革时代，个人变得无足轻重，完全被裹挟进社会历史进程中。 

我在构思小说时总是同时瞄着七八层。最外层的就是“想表达什么”——大致说一个什么故事，时间段如何。第二层，要想好这些人物怎么活动，表达什么感情，人物命运如何，跟社会的关系是疏离还是统一。再往后越来越细、越来越多，小说最后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我要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