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述空缺”到“向故事致敬”

  “回到故事”是全世界作家的选择 

记者：“江南三部曲”让人觉得很“慢”。对江南乡村的描写，对民国时代氛围的渲染，对古典诗词戏曲的偏爱，都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古典趣味，但今天很多人不屑于也不耐烦传达这些。 

格非：你觉得我写江南乡村是在写景，但其实是写我跟“物”的关系，一草一木、一楼一阁，表达的是我与世界的彼此观照。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过去，人与物是有机的，人观物、物观我，人与物可以交流。那时候，时间是一点一点被用掉的，时间中包含着人的体验，时间包含着意义。今天，我们谋杀了时间，这也是我们变得悲惨的原因之一。 

《人面桃花》中写民国的部分调动了我童年的生活经验。那时江南乡村生活着很多老人，他们会写诗作词唱戏，一言一行带出来的范儿都跟今天的人完全不同。我只有坐在稿纸前，拿起笔才能把他们召唤出来。往日的经验、人物会自动跳出来。写作最好的状态就是灵魂出窍，那是对记忆的一种特殊召唤。写作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但又是一种奇妙的享受。每当我做出一个还算像样的东西，便会觉得踏实。现在回忆当年写的作品，有时觉得羞愧，如果能多花一点时间，可能会写得更好。有的小说名声很大，但我不愿多谈，觉得不甚满意；有些别人觉得不怎么好，但我觉得还过得去。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你的先锋小说备受关注，评论界不断解读其中的“叙述空缺”。到了“江南三部曲”及《隐身衣》，则显示出向文学传统的回归。有人认为，“格非的小说从现代主义退回到了古典主义”。真的存在这种转变吗？小说该怎样面对传统？ 

格非：很多人觉得我后来的小说从现代主义退回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这个说法不对。我的确重新回到了故事，但其本质与之前的小说是相同的。之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我对小说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 

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当时我们甚至产生了在今天看来错误的“西方中心论”，完全套用西方模式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场景化、碎片化，以空间取代时间，以场景代替故事。我们吸收各种理论和思想，疯狂地进行各种文体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