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并记着

       2002年底，我在一所军校工作，一位从事国防经济研究的同事申请到了一项与国防动员有关的课题，邀请我参加他的课题组，让我承担军事动员法方面的资料收集及研究工作。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1937年就有位叫杨兆龙的先生进行过相关研究，他起草了《军事征用法》和《国家动员法》，并得到了通过和执行。1937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一年。这让我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尽管千疮百孔，但对战争并不是毫无准备的。我对这位杨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搜集到了他的部分资料。我的阅读告诉我，杨先生在法学上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是令人瞩目的，即便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他也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法学家。他应该算是新中国成立后，立志留下来参与国家建设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法学界泰斗之一。而奇怪的是，我却从未听说过他，也从未在哪本法学书籍里读到过他，甚至在最应该提到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样的课堂上，我也从没有听说过与他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我们对与杨先生同时代的外国法学家，都是非常熟悉的。2003年5月，我转业后终止了在该课题组的相关工作，但是这项为期很短的工作却使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位不该被遗忘的人。

　　这大约算是我写《初雪》的潜在的初衷：一位和我们一样有着强国梦的知识分子，他未及施展的才华和坎坷的经历打动了我。

　　时隔十年之后，我意识到我们何其幸运地来到了一个有史以来物质生活最为富裕的时代。但经济的发展，势必会要求愈加完善的法治。如果说历史真有什么可感知的规律，那么这就是一种吧。其实每一代人所处的历史阶段都是无比关键的。当然《初雪》无力去表达如此宏大的主题，“人代泯灭，而清音独远，悲夫！”我不过是以自己并不成功的方式，试图去倾听那些曾经发出来过的声音，去触摸那些远去的背影……因为他们经历过的一切，仍与我们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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