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中的快乐 诺弗勒的这座房子，我原以为也是为朋友们买下的，好接待他们，但我错了。我是为自己买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才说出来。有时晚上来了许多朋友，伽里玛一家经常来，带着夫人和朋友。伽里玛的家人很多，有时可能达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们早一点来，好把餐桌摆在同一间房里，让大家都在一起。我说的这些晚会使大家都很高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晚会。在座的总有罗贝尔·昂泰尔姆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以及他们的朋友。还有我的情人们，特别是热拉尔·雅尔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玛家的朋友。 来客人时我既不那么孤单又更被遗弃。必须通过黑夜才能体验这种孤独。在夜里，想象一下杜拉斯独自躺在床上睡觉，躺在这座四百平米的房子里。当我走到房屋的尽头，朝“小屋”走去时，我对空间感到害怕，仿佛它是陷阱。可以说我每晚都害怕。但我从未有所表示让什么人来住。有时我很晚才出门。我喜欢转转，和村里的人，朋友，诺弗勒的居民一起。我们喝酒。我们聊天，说很多话。我们去咖啡馆，它像好几公顷的村庄一样大。清晨三点钟它挤得满满的。我记起了它的名字：帕尔利Ⅱ。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样监视我们的孤独所处的这片无边的领域。 这里，这所房子不是乡间别墅。不能这样说。它原先是农庄，带有水塘，后来成为一位公证人——巴黎的大公证人——的乡间别墅。 当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了花园。几秒钟的事。我说好，一走进大门我就买下了房子。立刻买下了。立刻用现金支付。 现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给了我儿子。它属于我们两人。他眷恋我也眷恋它，现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独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电话，我的画和我的书。还有我的电影脚本。当我去那里时，儿子很高兴。儿子的这种快乐现在是我生活中的快乐。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谬。写作，这也是不说话。是沉默。是无声的喊叫。作家常常带来轻松，他听得多。他不多说话，因为不可能对别人谈写成的书，特别是正在写的书。不可能。这与电影，戏剧和其他演出相反。与一切阅读相反。这是最困难的。最糟糕的。因为书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闭的，就是这样。书在前进，在成长，朝着你认为探索过的方向前进，朝着它自己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前进，而作者此时被书的出版击倒了：他与梦想之书的分离就像是末胎婴儿的诞生，这婴儿永远是最爱。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桌子放在水塘前。还有黑墨水。还有白纸也是一样的。至于书，不，突然间，永远不一样。 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不。从来没有。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而所有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们是这里的农户。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他们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许多牡蛎壳，贵重食品的空罐头，首先是肥鹅肝和鱼子酱罐头。还有许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产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纹完好无缺。那蓝色像我们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样是纯洁的蓝色。 当一本书结束时——我是指写完一本书时——你阅读时再不能说这书是你写的，不能说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能说你怀着何种绝望或何种幸福感，是一次新发现还是你整个人的失败。因为，毕竟，在一本书里是看不见这些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均匀一致的，变得规规矩矩。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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