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的弟弟

所有人的弟弟

 贺  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我身陷大山深处的一家仪表厂，每天傍晚下班就跑到嘉陵江边去看日落时，我的弟弟却南下到了深圳那些新建起来的工厂里画公仔。那时候他一个月的收入就有三千块，而我却只有区区百来元的工资。

我至今都记得，那些夏天是如何的苦味。到了浓稠的夜里，我会迅疾地穿过厂子里那据说接待过孔二小姐避暑的老宿舍，跑到荒凉的街边去买一瓶老白干，然后倒进军用搪瓷缸里，大口地吞下。那酒，竟是冰冷的，下肚以后才会慢慢燃烧起来。

微醺中，我总会去想象，深圳是一片光辉灿烂之地，一出门就是晃眼的太阳。

但是，奇迹却很快破灭了，弟弟在去深圳的第三年后逃回了家中，他变了，变得比去深圳之前更加的害怕。害怕出门，害怕生人，害怕找新工作，甚至不敢和一个女人展开一场实质性的爱恋……我和爸爸妈妈都猜想在深圳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还怪他没出息，是窝囊废。

不用说，《鸟儿倒数时间》里的李东强，就是现实中我弟弟的投影。而康城，当然就是重庆。

在我们重庆，有太多的人同我弟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管他们叫“南下干部”。他们大多刚刚进入青春期，可以更加敏锐地嗅到南方那自由与机会的气息，也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舍弃包裹在自己身上的稳定生活。

这个故事想要书写的，就是这整整一代人的历险记。他们中间当然有人扶摇直上，本身就成了奇观。对这样的发达，我没有多少兴趣，倒是更想在这个过于热衷奇观、也不断地制造着奇观的时代，固执地提醒那些有些忘乎所以的人们：别忘了你身后默默跟随的弟弟。

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弟弟。弟弟们没有例外地不争气，出走，迷失，最终落寞，也没有例外地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失望和叹息。

他们也许并不缺少出路，比如李东强，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可以成为一名盗窃犯，也可以是淘金成功的暴发户、招摇过市的摇滚青年，甚至成为倒卖藏獒的小贩……但他却是弟弟，注定了是奇观过后的落伍者。

我相信，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而《鸟儿倒数时间》着力想要关注的，正是这样的人的命运。

这是更接近生命底色的一群人，所有那些时代特供的岔路口都曾诱引过他们，但他们最终无力前行，只能折返，只能像故事里郭杰歌中的那只鸟儿，在倒数的时间里，坠落。

这些天在读罗兰·巴特的《小说的准备》，开篇，一个词组就击中了我：“人生的中途”。这其实是但丁的词组，在伟大的《神曲》中，他用这个词组，描写自己茫然的、满心忧伤的行走。

是的，走在“人生的中途”，我和我这命中注定的弟弟殊途同归，一起回家。到底是在家中了，我们无话不谈，最后变得亲密无间，而眼前这个中年男人“灵魂的声音”，也前所未有地响起。

那声音里的伤痛，其实也是我的伤痛。我别无选择，只有将那声音如实地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