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快乐吗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或者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绝不会是最快乐的人。

亨利‧米勒称作家是“向内长的脚趾甲”。

艾瑞卡‧张说：“我们坐在那里郁闷很多年，从肚脐眼里挖东西，但只经历了出版后的反高潮。”

这是写作人命定的境遇吗？“写”是个漫长的期待，你的热能、荷尔蒙在被预支，当结果到来时，只有疲惫和空虚。如果这是个反高潮，真正的高潮已在执笔初的一刻出现过了？

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事实是，这正是写作的特性，在真实的人生里，我们学会轻描淡写，轻描淡写我们的情感，令人感到郁闷的恰恰是这一点。

写作作为生活模式，并非是最好的，“最好”是个引人走入歧路的词。或者说，我没有找到更适合于我的生活模式，我为此迷惘。同时，我没有因为写作而放弃什么，就这一点，我是个平庸的写作人，难道我想面面俱到吗？好像又不是。我的日程表中写作的时间很少，一星期有三个半天已经很顺利了，那是在手头有东西写的时候，有时候，两三个月都在“不写”，然而，“想写”的感觉却跟着我。

对于我，有“写作”的愿望，比“写作”更有意味，生存意义因为它而有所提升，这种说法好像很空泛。确切的感觉是，当我进入写作状态，便开始远离现实，是的，我找到了远离现实的模式。用卡尔维诺的说法：想开辟一个不同的空间，自然还有别的更充实、更个人的方法。写作于我，是唾手可得，瞬间便能构筑的另一个空间。

因之，写作生涯很像持续着的青春期，伴随着焦虑和不安宁的灵魂。

谈到写作，一定要提到其他写作人对我的影响。

能夠列举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写作上给我影响的是法国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的叙述模式，便是模仿蜜雪儿‧布托尔的《变》。佛朗索娃‧莎冈的《微笑》、《日安，忧郁》、《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令我对题材的微小产生信心。麦格利特‧杜拉的《琴声如诉》，使我从此迷恋现代主义所呈现的破碎、废墟的美感。

 在我的城市谈论我的小说，总有人禁不住提一下张爱玲，事实上，我直到八零年代中期才有机会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可叹的是，当年文学史的缺损令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对张爱玲毫无所知。我想说的是，张爱玲的深刻与尖锐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后才能感受，她的小说没有诗情，没有乌托邦，几近于豪华的文字讲述的却是一个腐烂的人生，张爱玲的洞察力是对于后来作家的挑战。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么这一个让她在其中生活、爱，并且书写的城市，也给我同样的机会。只是我的上海和她的上海已相隔整整五十年。

我希望能客观地展现我的人物，那些有欲望、有活力，因而也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经常需要选择，为了一些在旁人看来是卑微的愿望，他们舍此取彼，让心灵饱受煎熬，这一刻的人才最富人性。也许，人性本来就是卑微的，和时代的大而化之比起来？也因此，让我看到自己写作的价值，刻划人性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这也能称为追求。我还想说，没有选择的人生是不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