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被存在的黑暗所照亮
谢有顺
我一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等少数几个名字，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划定了难以超越的灵魂边界和精神限度。甚至可以说，凡是二十世纪比较有精神质量的作家，无一不是与这几个名字的影响息息相关。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人类内心的作品，开辟了文学面对灵魂的新的方式，也为人类精神的探索敞开了新的道路。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文学具有了现代意识，并为中国文学引入了存在的维度。所以，从八十年代开始，存在作为一个嘹亮的字眼，就一直伴随着文学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内心涌动，它像文学的形式一样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视。
这里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长盛不衰的只是世俗化的文学，致用的文学，教化的文学，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学——也就是一种政治的文学。其实，政治解释的不过是此在，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但历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写作在大多数的时候必须空洞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这些文学主张几乎都是反存在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文学被剥夺了直接面对存在的权利，在它与存在之间，总是横亘着 “志”和“政治”。慢慢的，存在就被“志”和“政治”所遮蔽，文学也就成了一种宣传品。
我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等人的名字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后，中国文学的实用主义面貌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文学才开始找回自身的属性，找回它与存在的原初关系。因此，我一直很关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名字密切相关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引入中国文学的功绩。比如残雪、余华、格非、北村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意义是谁也无法代替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它使我们看到，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
遗憾的是，这种向存在发问的精神，并未在更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回应。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作家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写作节日，他们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存在的冲突被悬置，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而更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是缄默的。
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因为一旦对存在的追问中断，中国文学就很难获得高贵而深邃的世界性品格。我们过去在世俗和致用的文学中沉迷太久了，惟有存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从里面超越出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文学。这就是我喜欢卡夫卡、加缪的原因。我觉得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小动物、饥饿艺术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了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是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无处藏身。
中国文学一度也在这个背景里，通过残雪、余华、格非、北村这些作家的努力，开始获得存在的眼光，开始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但更多的作家则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我渴望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坚持追问存在的勇气，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学很容易就淹没其中，就连存在本身，也如同爱情一样，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消费品。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
陈希我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他发表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尤其是他作品中那个幽默而令人辛酸的独特视角，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了存在的聚光灯下，里面的荒谬和匮乏就变得尤为突出。陈希我不像一般的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讲述消费主义的故事，他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存在危机。所以，他的小说，一开始总是从一个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潜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变了它原先的逻辑和演变方向，转而向存在进发。我以为，他这种将事件向存在转化的能力，在当代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
读陈希我的小说令我想起卡夫卡（他显然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卡夫卡说：“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确实，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头朝下”的品质——他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与固有的传统观念是正好相反的。或许，我们这个世界的危机和匮乏被物质包裹得太过严实了，必须换一种方式，比如“头朝下”，才能看出里面的实质。因此，我认为，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品，从来是不属于常态范围的文学，它更多的是属于变态范围的文学——因为我们的存在显露出了变态（我们经常谈论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的异化，其实就是一种变态而已）的面貌，所以，文学也只能在一种变态的精神范畴里进行存在的追问。这正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因此，卡夫卡笔下的象征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是象征，连他的写作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象征。卡夫卡的文学是最为彻底的存在主义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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