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的一块地皮在多年搁置后，应交由何方处理？循着这一问题，文本牵引出了一桩桩为“地皮争夺战”所“雪藏”的往事。这样的概括，或许不足以支撑起《此处有疑问》的文本框架。但得承认，杨少衡十分敏锐地把握了故事的剧情逻辑，并将“体制内”“民间信俗”“利益交互”“私人秘辛”等字眼，通过“线索”按图索骥的方式，使得以上质素由“对立”走向“紧张”。同时，“歧感”的幽灵也伴随着文本“疑问”的逻辑解码过程，构成了“探案”“官斗”等类型文本的冲击与重构。也正是对于潜在文本类型秩序体制的挑战，杨少衡让文本隐微处不可见的人性“闪光”，进而重新被体验、被想象。 若将叙事简化，可以发现，文本整体类似扇形散点叙事结构中，埋下三条叙事脉络。浮于文本之上，“空降”县长梁越意欲革新，致力于盘活马镇手中的地皮。“地皮”的暧昧归属，成为双方交战的导火索。文本潜在对“欲念浮动，梦想奔涌”时代进行回应。换而言之，“梁马之争”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角逐，更有“欲念浮动”下，官商场域短兵相接与新旧更迭的氛围。而非发达、非前沿的“县域”行政空间，负载了对未来想象热望之梦，书写着变革前锋涌动但尚未抵达的基层“躁动感”。 当这层“躁动”反应在内部，便是第二条叙事线索——梁越与“我”近似“朝堂斗争”的关系。二者“欲说还休”式的对峙，由于“我”与马镇那场不可知的耳语，形成了冲突与对话。事实上，在前两层面的接洽处与权力接续面上，梁越与“我”并不存在冲突。梁越对“我”的敌意，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只能由权力赋予、由权力命名、在权力掌控”的逻辑复写。所谓的“老大出声我吆喝”，其他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平庸”，作为“不安定因素”的“我”则脱胎于微妙的人际关系，掌握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世情逻辑。值得一提的是，文本中多次出现的“张飞庙”作为基层日常生活的秘密和马镇秘密流传的知识，已然成为文本叙事的重要支点。威严高耸的庙宇形象赋予现代空间以前现代的氛围，传统权力的膜拜机制与内在曲折的欲念诉求在庙中交织共存。难以诉诸言表的人际关系，及其所带有的“亲密接续感”，往往通过庙宇等“信俗”层面进行体认。 从前两层面而言，“我”与梁越往往无法兼容。而美学逻辑与历史惯性依旧存在，两者的文本与人格的双重裂隙为第三叙事线——作为“事件”的车祸探微——所缝合。正于此，“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代言者”，为梁越解答他“亲自”留下的疑惑。 如同文题所示，“疑问”是文本叙事结构的关键节点，文本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疑问”。“我”在竹寮温汤的那场饭局中究竟和马镇谈了什么，致使其对地皮建设方案毁约再议？马镇、地皮与县政府三方究竟有何纠缠关系？梁越事出异常的车祸真相为何？事故现场的私密照片与述职报告意指如何？……有趣的是，作为文题的“此处有疑问”本为梁越的口头禅，这种极具个人亲密性的言语习惯，却靠着旁人“我”不断“发问”来解码。一种颇具“中国式说书”特征的设定，协同散落在文本“言意分离”的伏笔隐谶，使得“真相”总是延宕于“在场的疑问”。并且文本更倾向于由“含而不露”的对白以及人物精妙细微的内心来呈现。 吊诡在于，以“发问”结构的逻辑并未将文本导向“唯理论”。如果说梁越夫妻默默资助女孩完成学业，我们看到了“人伦理性”的温暖底色；那么张飞庙背后隐形幽微的非理性因素，便与文本根据推理所形成的关于“理性”层面的主题，达成了“信俗”“信理”的错位理解。更重要的是，因“错位”，文本成功“对位”了现实——一旦跳脱官场与利益的角逐与附庸后，人性的温情便会浮出地表。当给予了梁越以“道德正义”与“共情同理”的可能，杨少衡完成了对特定光线下的人物侧写的“翻案”。 质言之，文本展开的并不是一则政治阴谋、利益厮杀的现代寓言。而是通过对“疑问”的追溯，勘探泪中含笑的人性闪光时刻。这不是一个书写褫夺人性的文本，而是在社会逻辑与权力逻辑的纷繁，体认人物的矛盾挣扎。 （《此处有疑问》原载《清明》2023年第六期，《中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一期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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