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

南 帆

　　如何评判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这注定是一个争讼不休的话题。古往今来，见仁见智是文学研究的常态，何况谈论的是未经历史沉淀的当代文学。同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只有少数文学研究专家潜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60年的文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综合、权衡，继而审慎地提出评判的结论；异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如此之多的人曾经从各个渠道——文学读物、电视、电影、互联网——接触过中国当代文学，大众的观感汇成了某种强大的舆论。至少在目前，文学研究与大众舆论之间时常构成了紧张，甚至制造出争论的气氛。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概念吗？大众对于专家繁琐哲学啧有烦言，他们宁可信赖自己的阅读快感。当然，制造争论气氛的还有一些爆炸性的观点，例如挥挥手宣称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如今的不少专家已经不惮于发表如此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观点，耸人听闻有助于向大众传媒邀宠。从流行歌手的竞赛、谁是当今的国学大师到金庸可以坐第几把交椅，大众传媒热衷于导演各种文化对决，种种夸张乃至极端的惊人之语尤为奏效。相当一段时间，这种浮夸的趣味广泛扩散：粗率、单向的论证、赌气式的夸大其辞，辩证思维以及多种因素的复杂权衡遭到了抛弃，火星四溅的激进风格掩盖了思想的贫乏。这种情况之下谈论中国当代文学，各持己见是一种必然。当然，激烈的争辩之中，许多人心安理得地屈从“本质主义”的前提。无论给中国当代文学打了30分还是80分，双方都认定这些评判表明的是“客观价值”。“客观价值”仿佛事先隐匿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等待有识之士的发掘。没有人公布衡量“30分”或者“80分”的坐标是什么，反思这种坐标的合理程度。或许人们无形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客观价值”是一个固定的存在，不可能遭受衡量坐标的干扰。所以，解释各种评判的差异，人们宁可追溯一些相对次要的原因。例如，这种叹息似乎更多地为“文人相轻”而抱憾：为什么对同时代的人如此苛刻？

　　在我看来，“30分”与“80分”的争执无法产生积极的认识——如果没有对文学史组织的内部机制加以考察的话。显然，文学史的任务不是单纯登记一份作品的花名册。如同各种类别的历史写作，文学史内部隐含了复杂的权衡。具体地说，这种权衡的坐标至少包含横轴与纵轴的交叉定位。横轴指的是文学与一个时代的互动关系；纵轴指的是文学传统名义之下的各种承传，例如母题、故事模式、意象、性格类型、叙述形式，如此等等。通常，横轴的活跃改变了纵轴的刻度，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决定了文学传统沿袭形式。换一句话说，前者是主动的，决定性的。文化是人类适应历史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将文化解释为一批观念体系、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某些意义或者价值的认定。多元的历史环境不仅决定了文化的丰富性，同时赋予文化的调节功能。古老的文化传统仅仅积聚了一套抽象的规范，这些规范企图融入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个历史时期，诸多条款的修订、废弃或者增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调节程序。调节使文化成为活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介入60年的历史？这个问题在横轴上展开，现今看来，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远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增添了什么？这显然是纵轴上的问题。

　　形式、人物、情节、意象、叙述模式，一套司空见惯的文学研究范畴组成了评判文学的视阈。人们时常挑选其中的某些范畴作为“文学性”的代理。相对于理想的“文学性”，许多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乏善可陈，尤其是前30年。这种视阈往往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60年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们无法想象，60年的生活找不到文学。经历60年历史与回忆60年历史，人们的心情存在巨大的落差。然而，无论是幼稚的激情、言不由衷的赞颂还是痛苦的反思，文学时刻相伴左右，抒情言志，讲述各种轰动一时的故事。这意味了文学的基本价值。无论是伟大的杰作还是庸常的玩意儿，总之，文学不可或缺。没有人因为面料粗劣或者尺码有误而否定衣服的意义，文学亦然。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参与生活的建构，或毁或誉均无法改变这一点。

　　仅仅将文学表述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恐怕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象。文学回忆、记载、再现周围的各种故事，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文学的存在还将或多或少地改变现在和未来的日子，这是另一个方面。所以，文学并非历史的局外人，一个超然的记录员，而是始终镶嵌于历史之内。文学企图汇集某一个历史时期最为深刻的情绪，同时，文学无法逾越这个历史时期的视野局限。中国当代文学曾经勤勉地仰望各个历史阶段的宏大主题，但是，杰作并未诞生。回到通常的文学研究范畴，中国当代文学并未赢得理想的评价，尤其是前30年。生硬的情节、乏味的语言和陈陈相因的想象——“文学性”的匮乏仅仅是表面症状，这一切最终证明了时代情绪的匮乏。换言之，这个历史时期的深刻情绪与形式、人物、意象、叙述模式等范畴脱节了。显而易见，如此苍白的文学无法承担文化先锋的使命，引申出历史内部隐藏的潜能。当然，根据这种结论非议前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人们常常听到一种“历史主义”的开脱：公允的文学评价必须返回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不能依据现今的认识水平苛求昔日的文学写作。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然而，事实可能如此难堪：即使返回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学仍然没有抵达上限。例如，50年代末期，许多人开始为饥馑的现实奔走呼号的时候，“大跃进民歌”仍然在夸张地赞颂丰衣足食的日子。显然，“历史主义”无法为这种浮夸之辞辩解。这里，我愿意重复曾经提出的一个追问：“50年代的文学史是否无愧于当时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当然包括了已有资料的历史高度。例如，相对于《文心雕龙》或者《人间词话》的文学认识，或者，相对于《新文学大系》的一批精彩的序言，50年代的文学史开创了什么？……对于文学史写作说来，历史文化制造的幼稚无可厚非——谁又能担保今天的认识不会成为后人的笑柄？然而，如果将历史文化水平线的下降与思想的退缩解释为‘历史主义’，这多少误读了这个概念的涵义。”

　　文学无法超越一个历史时期，但是，文学有义务抵达一个历史时期的最高认识，这是文学判断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文学的基本价值不等于文学的最高价值。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交出一张完美的答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察觉到某种不甘平庸的挣扎。至少有一批作家始终意识到，那个时代某些最为重要的故事仍然游荡在文学之外，历史总是在别处。这些作家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登上新大陆，然而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更加猛烈的狙击。所以，可以从众多大大小小的文学论争之中解读出，中国当代文学始终隐含了挣脱桎梏的努力。无论是《武训传》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人道主义以及人性论的批判、“写中间人物”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伤痕文学”之争、“歌德”与“缺德”之争、朦胧诗以及三个“崛起”之争，持续不已的弹压表明，文学不愿意安于现状。内在的躁动制造出周而复始的顽强探索，文学不断地企图与历史发生远为积极的关系。尽管这种追求反复受挫，但是，文学并没有放弃。“文学性”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某种程度上，屡仆屡起的不懈追求是潜藏于文学史的可贵品质。20世纪80年代之后坚冰解冻，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敞的环境。大规模文学论争的频率明显下降，文学获得了深入历史的条件，同时在历史发展的设计之中发出了更大的声音。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开始良性循环。如果文学内部不存在介入历史的强烈欲望，互动的局面不可能如此迅速出现。评判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时候，这种品质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