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场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

     要评价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还是要有中国立场，要有中国视野。没有中国立场，只用西方的审美标准，以翻译得并不成功的汉语文学作品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永远得不出对中国当代文学正确的评价。

　　之所以首先要强调有一点中国立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我们学习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中国作家、艺术家、理论批评家，倾尽全心学习西方，态度是诚恳谦逊的，学习是彻底全面的，效果是相当显著的。其二，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中国人，都读过相当数量的西方文学及思想理论作品。在此前提下，在此基础上，来强调一下有中国的立场，其实已经是在世界现代思想框架中，极其困难地保持一点中国立场。其三，真正的有效的“中国立场”谈何容易，甚至可以说，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创造性，才能真正开掘出一种中国视野；否则只能是依然完全囿于西方准则下的“立场”，或者只是一种概念化的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立场”。

　　今天讨论“中国立场”当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尤其强调“有效的”中国视野问题，这就是在中西方的比较语境中建立起来的视野。这里只能提出这一简要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我们无法评判当代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有其特殊性，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欠发达”的货色。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引导、敦促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走向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中国历经现代性的激进革命，不管多么彻底的学习都是必要的，这些学习是中国文学得以发展壮大的必然过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前苏俄文学，直至80年代拨乱反正，重新祭起启蒙和人道主义的大旗，再到9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的写作出现，中国文学无疑深受西方的影响。但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潮流，那些大作家大作品，都是生长在他们大地上的艺术奇葩。这并不是因为今是而昨非，也不是因为今天中国经济崛起，就在文化上也要强行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而是说，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开始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多样化乃是当今世界文化富有活力的基础，每一种文化的存在价值必然要有自身的特色，没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只能沦落为全球化附庸的地位。早在90年代初期，杰姆逊在《后现代的二律背反》演讲中说道：“对一种文化的(有时是宗教的)原创性的肯定具有抵制被西方现代性同化的力量……。无论如何，人们今天要肯定的是，传统和传统主义中的第二次反抗和反现代的条件，已经全部从以前的第三世界或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中消失了；在这些地方，一种新的传统主义(如儒学的某种复兴，或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现在宁可被设想成一种审慎的政治和集体的选择，在其所处的境况中，过去所留下的东西已微乎其微，它们必须加以彻底地重新创造。”(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0页)杰姆逊把传统文化的自我肯定，与宗教方面的境况放在一起来讨论，显然不太恰当；他所使用的“抵制”概念，也未能恰当揭示出多元文化对话的情境，但他看到了过去所留下的东西已微乎其微，提出必须加以“彻底地重新创造”，这是有建设性的提议。这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如此迅猛的时代，对本土文化中的那些遗留下来的微乎其微的原创性品质，要保持历史的敏感性，在文学艺术方面，则是要保留审美的敏感性。没有这种敏感性，那些第三世界的文化，那些传统性的文化，势必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