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倦怠与知识的困局
陈福民
一
在当下的时代，对于文学批评的轻慢与指责不绝于耳。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参与者，同时也作为一个读者，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带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它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刻骨的致命的倦怠。在很多时候，倦怠意味着一种勉为其难之后的信口开河与无的放矢，当然，可能还包括着由于华丽修辞与空洞无物而产生的对自身的不信任。这在相当严重的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这一行当的自我消解。
我知道，“倦怠”这个描述性词汇会使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它的感性味道过于浓厚，它可能会显得不够严厉也不那么“学术”。但是仔细体会下来，除了“倦怠”，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当下文学批评那种独特的灰溜溜的气质了。比照此前种种对于批评的不满和激愤指斥(诸如“失语”、“焦虑”乃至“堕落”等等)，倦怠这个词因其温和的性质尽管并不那么旗帜鲜明，但我始终觉得它颇为恰当确切，至少这是我近年来参与其中感同身受的。作为一种工作体制，相关的批评刊物在办着，栏目开着，各个话题在不断地重复着，批评家们在惯性支配下似水流年勤奋地写着，然而这些都无法掩饰一个基本事实：一种迟暮消沉之气和陈词滥调正在侵蚀着文学批评。
形成这种印象和感受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方面的，未便一概而论。但是就文学批评工作的性质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追究与其相关的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层面，借由对这个层面的描述与辨析，我们希望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能够得到廓清和有效的说明。
需要考虑的是文学批评与时代需求、哲学精神、思想道德资源之间互相阐发激励的这一层面。而对这一层面的把握与阐释，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它所牵涉到的内容和领域要远远大于文学表达。就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之间的关系而言，这似乎是个无须强调也无甚新意的老生常谈。然而，这个“老生常谈”一点都不老，事实上它相当年轻——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确立，与“西学东渐”以及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焦虑基本上同步展开，前后不过一个世纪。我们现在所理解并且实践着的文学批评，完全是拘囿于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框架而进行的。尽管其间不断有“审美批评”与“感性批评”的呼吁，不断有重感觉、直觉的着眼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现代性转换的各种努力，但总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模式中，完全没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评点派”、“鉴赏派”等等理念方法的地位。举例而言，各类“诗话”、“词话”与但丁的《神曲》或歌德的《浮士德》无关，张竹坡、金圣叹大概也对付不了《战争与和平》或者《追忆似水年华》。
只有在“知识的转型”意义上看待批评理念与方法的这种时代性“断裂”，才能清晰准确地理解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19世纪作为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是批评界的一个共识，与一般的学术性研究有所不同，文学批评只是到了19世纪才蔚为大观。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代，批评方始成为一种被高度重视、影响巨大的写作方式而与文学创作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文学批评甚至对文学创作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优势。以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批评为例来看，别林斯基对整个俄国文学的评判与引领，堪称世界文学批评史的奇迹。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生动真切的回忆便可明了。而别林斯基曾经是不折不扣的黑格尔哲学之“绝对精神”的俄国文学版。不仅如此，与他同处一个时代的大牌批评家们，无一不是从那个时代最紧要的民族任务、哲学精神和思想道德出发来评价和要求文学的。这种评价和要求，首先着眼于文学之外激烈沸腾的社会事务，他们凌厉而敏锐的目光在文本内部搜寻人物与时代的关联，发掘他们的道德根性及价值，以图让文学有益于它们所服务的时代。在这一切的背后，建构着恢弘完整的现代知识格局，赫然醒目矗立着“现代性”的历史目标。
以文学批评行思想阐发之职事，在文学领域大面积展开哲学精神阐扬和社会思想评价，这既是19世纪以来欧洲文学批评特别是俄国“别车杜”式的批评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时代性馈赠，也是历史转型与知识转型的必然结果。以赛亚·伯林作为一个对俄罗斯文学极有造诣与心得的人，对别林斯基、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文学浪漫主义均有极富启示性的深入研究，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是以《俄国思想家》一书名世，他在讨论书中主要内容和人物时的着眼点及所使用的方法，基本是思想史问题的理论思辨。而这种思想史问题强力楔入文学批评的方法，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导致了把文学写作视为思想材料的弊病，它都显示了一个时代建构并使用知识的特征——文学批评自19世纪以来一直承担着某种思想史功能。尽管其后也有“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等批评话语力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部阐说文学问题，然而，其实际效果远远无法拆解文学批评从时代知识架构和哲学思想中获取核心资源的牢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实质，最终要回归并诉诸一种知识活动。
把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也好，视为一种“知识霸权”对文学的凌驾僭越也罢，都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念与方法不再能有效处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质是一个知识转型所导致的困局；与此相同，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批评的倦怠、乏力甚至无效，除了这一领域从业者自身的个别因素外，它更本质地表现为又一轮新的知识困境。
二
对当下文学批评指责、痛斥最为严厉的时期，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失语”、“堕落”是关于文学批评最常见的判词。考虑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时代背景，当可明白，其时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已经在各个领域引发了相当程度的震动与变化。文化、文学界最醒目的变化就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思想淡出，学术彰显”。此处显然无法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当年发生的内在逻辑，但仅就“思想淡出”的字面含义来理解，亦能鲜明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知识转型的大时代的降临。海德格尔在1964年发表《形而上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提示着西方世界的知识构型的全新可能，而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则上演了一出“思想的终结”的悲喜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文学批评家们曾经扮演了感性思想家的伟大角色，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与那个时代的知识架构之间几乎是完美的天作之合。这一切在90年代戛然而止——如前所述，从思想到学术的转轨是与社会历史转型相表里的知识运动——失去了思想凭恃与佑护的文学批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立身的知识根基，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找不到自己与时代如何有效关联之后，批评像一个徘徊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的“零余者”，满怀心腹事而又进退维谷。除了少数道德神经强硬且对自己的真理性坚信不疑的从业者(一般来说，这类话语主体既是很可尊敬的，又是亟需自我反思的)之外，很少有人对自己的批评文字具备足够的信心。
在今天的知识条件下来看，当年对于文学批评那些极端严厉的指责，是相当空洞和缺乏意义的，类似“失语”、“堕落”等追究文学批评这一行当及其从业者道德动机的标语口号式的愤怒，是多么肤浅又多么令人慨叹。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90年代文学批评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其本质乃是与社会历史转型密切相关的知识困局。而文学批评为了摆脱自身尴尬所作的种种努力，非但收效甚微，还时常用力过猛甚至用错了方向。当年的贾平凹试图用一部《废都》传达并缓解他所感受到的转型压力，就这个意义而言，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敏感而孤独的先行者。但他颓废的文人气不仅欺骗了时代，也欺骗了他自己。从而，他的失败不仅证明着时代的迟钝，也证明着知识分子作家的脆弱。而当时的文学批评，除了对小说中那些故弄玄虚的方框框大打出手之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直奔贾平凹和《废都》的“道德沦丧”。直到今天，当代文学还在承受着这个滥用道德权力而杀伐的批评后果。关于我们面对的知识转型期，我在过去的文章里曾经说过：一个时代还没来得及结束，另一个时代就气势汹汹破门而入了。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心考验的艰难时刻，各种纠结在一起的因素提示着了解时代的巨大难度，给作家的文学能力设置了至关重要的门槛。这个门槛，作为一种知识困局不仅属于文学，还同样属于文学批评。
今天，文学批评的知识困局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状况。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淡出”抽空了批评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束手无策地面对着破门而入的一个庞然大物：大众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各类写作。随着文化转型与市场细分，“80后”写作以及网络文学的各种类型化写作，经过十年的磨砺终于破茧而出且影响巨大。然而，由于原有知识格局的解体，文学批评与大众消费写作之间几乎难觅可以共享的知识基础。这一点造成了文学批评的噤若寒蝉和无所作为。面对新世纪以来风生水起的大众消费写作，文学批评严重缺位未必是它们的主观愿望所致，但在客观上说，传统的文学批评在知识格局上无力介入和判断新的文化现实，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众文化逻辑在根本上对文学批评的拒绝或者强制性改写自不必说，这是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必有的冲突与妥协；即便是同一形态的传统文学生产内部，文学批评在思想表达和艺术评价方面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在今天的文学格局里面，文学批评的位置显得非常尴尬：一方面，由于商业写作出版宣传策划无孔不入的压力，文学批评时常要在灰色的边缘地带扮演着有难言之隐的“专家”角色，没心没肺的善颂善祷辞令，不仅让批评变成了商业文化生产链条中的一部分，也因此使得它在公众那里成了一种很不体面的行业，逐渐失掉了自己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文学生产内部在关于经典、人物、语言以及“文学性”理解上的分化、消解和莫衷一是，又进一步加剧了批评话语在上述方面持论的难度。批评游移在多重挤压之下无精打采勉力支撑，表面看是它的职业能力甚或职业道德出了问题，然而究其根本，这所有的一切，乃是需要在社会历史转型背后的知识困难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确认的。诚然，一个时代的知识困局绝非靠几个人、短时期的努力即可克服，那是一个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的大事业。但对此能否具备一种自觉的反思性认知，则其体现在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上的实际效果，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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