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和猫的游戏精神
吴 玄
大家好。这个教室对我来说，还是很亲切的，我曾多次在这儿听过讲座，但今天上台来讲，感受还是很不一样，我发觉，坐在下面听，比在上面讲，要舒服得多。今天我说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无聊的小说，主要材料是我自己和图森的小说，我说的无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骂人的话，而是指一种丧失了意义的生活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后现代生活状态。无聊，是我的生活状态，也是你的生活状态，也是所有人的生活状态，这是存在最基本的一个困境。我要说的另一个话题是猫的游戏精神，这是面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小说的一种精神。
在说无聊的小说之前，我想先说我自己，因为我的生活状态和图森的小说是可以互证的，它们共同指向一种美学状态，就是无聊。而且无聊这个话题，容易引起误解，我也只能拿自己开涮。
我现在是“京漂”族中的一员，我已经做了四年的“京漂”，在此之前，也就是2000年之前，我呆在温州乐清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县级市，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雁荡山，但是，乐清在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雁荡山，而是它是所谓“温州经济模式”的发源地，那个地方相当富庶，千万富翁遍地都是，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被砸死的可能就是一个千万富翁。当然，我是那个地方的—个穷光蛋，因为我没有去做生意，而总是在思考世界如何如何。我在那儿做过两份工作，先是乐清市委办的秘书，我参与起草过几份对乐清还蛮重要的文件，我差不多是个好秘书，如果循规蹈矩的话，我现在有可能是乐清某个局的副局长，运气好的话，也有可能是局长。但是，我只当了一年的秘书，就自己跑掉了，我无法忍受那种官场的生活，那一年，我参加了无数的会议，都是一些一本正经的废话，官场的生活，看上去极其严肃，其实极其无聊，那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无聊，而且你不能说出这是无聊的，必须忍着笑维护它严肃的面孔。我从市委办跑到了电视台，如果是组织上正常的调动，应该是当点什么的，但我是自己逃跑的，所以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当一个记者。这是我的第一次逃跑，这是一条往下走的道路，当地一些人看我从市委办到电视台，竟没有混上一个副台长之类的职务，都认为我肯定是受了某种处分，他们从此也就不理我了。我也无所谓，反正我跟他们也不是一类人。其实，在电视台当一个小记者，也没什么意思，不过，电视台有不少美女，跟美女呆在—起，总比坐在会议室里一本正经开会好玩。
我愿意选择一条向下走的道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骨子里是个文学青年，我准备或者说梦想当一个作家，对作家以外的东西，我都不在乎。我的这种选择，跟温州那个地方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背离的，温州是个只认钱的城市，在温州准备当一个作家是相当荒谬的。就算我已经是个作家了，又怎么样？在温州，如果我说我是个作家，或者别人介绍我是个作家，人家往往是茫然的，他们不知道作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知道作家是个什么东西的，往往又是不屑的，他们也许有文化上的自卑感，也可能是把作家看得过于神圣，他们不相信温州这种地方也会有作家。一本叫《温州青年》的杂志，索性把本地作家出的书说成“出恭”。总之，在温州想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只有傻瓜，才想当一个作家，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瓜。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的，我至今还相当满意的一个中篇《玄白》写于一九九二年，当时，我满怀信心地四处投稿，但所有的刊物都约好了似的，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写作是需要发表的，没地方发表的写作很难坚持下去，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也就渐渐的远离文学了，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有好些年，我什么也没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就不该在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九十年代是一个拒绝写作的年代。八九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文坛是喑哑的，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大部分文学刊物虽然还继续在办，但刊物的编辑大都心灰意懒，一般不看自然来稿，选稿基本上在原来已有的小圈子内进行，几年前，一家刊物主编跟我说，从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他们刊物从来不看自然来稿，像我这种文学青年的来稿，完全被取消了被看权。文学在九十年代之所以急剧地边缘化，除了社会重心的转移，跟文学从业人员的集体怠工也是有关的。直到—九九八年，以一群“美女作家”的集体亮相，文学新人才又重新被关注，但是，这群文学新人首先是以美女的身份被关注的，我不是美女，连女的也不是，所以还在文坛之外。现在，我也成了一个文学编辑，大概是文学青年当得太久了，很知道发表对于文学青年的重要性，所以我发的大都是新人的小说，我很少约名家的稿子。
让我到现在也搞不懂的是，我之所以从乐清到北京，居然跟世纪之交的两个重要日子有关。1999年8月18日，也就是诺查丹玛斯预言世界末日的那天，我特别记得这一天，我虽然不太相信这天就是世界末日，但我希望它是，能够亲眼目睹世界末日，死了也是值得的。诺查丹玛斯说，8月18日，愤怒天使从天而降，有天使从天而降，不管她愤怒不愤怒，都是值得一看的。但我觉得，关于世界末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唐朝的李淳风在《推背图》里的描述，他看到的世界末日是这样的，禽兽皆著衣，人皆裸体奔驰于天下。但是，8月18日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灿烂，那天，一个叫徐刚的作家来到乐清，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徐刚对我竟是如此重要。我和几个朋友陪他去雁荡山玩，一路胡言乱语，觉得和一个作家在一起度过8月18日，也是很好玩的。夜里我们出去吃夜宵，徐刚见路边小店的铅锅里煮着肉骨头，顿时眼睛一亮，挑了一块大得吓人的猪腿骨坐下，忘乎所以地啃将起来。他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一圈银发绕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秃顶，只见他的银发一抖一抖的，一个大骨头就啃完了，似乎还不过瘾，又向店家要了吸管，插入骨头内部猛吸骨髓，嗤嗤有声。他那个样子非常好笑，我忍不住就开了一句很不恭的玩笑，说，徐老师啊，你啃的骨头比狗啃的可干净多了。徐刚哈哈笑着，说是的，是的。我又说，等你死了，我写篇纪念文章，题目就叫《徐刚啃骨头》。徐刚又哈哈笑着。说好的，好的。
大概是我的玩笑表现了一个文学青年应有的放肆。徐刚开始关注我了，临走，他叫我拿篇小说给他看看。我就把很早以前发在乐清文联内部刊物《箫台》上的《玄白》，复印了一份，让他带走。
我说过《玄白》写于1992年，那篇东西写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如何痴迷于围棋，那是一种很认真的游戏。我写得也很认真，主题是指向传统的道家的人生观，与传统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甚至结尾就来源于《世说新语》，我几乎照搬了嵇康下围棋的故事，嵇康下棋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但是他不理采报丧的人，坚持把棋下完，然后号啕大哭，吐出一口血来。我自以为《玄白》写得有点境界，那是我倒霉时期的一个乌托邦，当时我的生活境况很不好，寄住在乐清中学学生宿舍的楼梯间里，楼梯间原是堆放废弃的杂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杂物。让我高兴的是，杂物间的窗外长着一丛惹眼的水竹，我就坐在窗下望着那丛水竹写作，心里竟意外的宁静。水竹对我的写作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影响，至今我还觉着《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气质，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个作者。但在一九九九年，我对《玄白》早已不抱希望了。
不料徐刚回京以后，在电话中说，《玄白》他看上了，已经推荐给《小说选刊》。不久，《小说选刊》原副主编傅活先生打电话问我《玄白》是在哪儿发的。我说《箫台》。傅先生说，《箫台》是哪儿的刊物？我说，乐清文联的内部刊物。傅先生在电话里嗬嗬笑着，说内刊我们不能选，这样吧，小说我们看上了，我给你先推荐到公开刊物发表，然后再选。后来是傅先生自己把稿子送到了《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手上，这样，我这篇写于1992年的小说，事隔八年之后，终于在2000年出世了。
若不是徐刚和傅活两位前辈，我想，我肯定跟文学没有关系了。《玄白》的发表，使我重新又回到了写作状态。2000年，对我还是很重要的，这一年，就是所谓的新千年，千年曙光最早在温岭石塘的海边出现，那地方就在乐清隔壁，很多人都极其兴奋地赶去看千年曙光。我也去了，我是被朋友硬拉拉去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我觉得所谓千年曙光纯粹是一种虚构。而且我对新世纪也不抱什么希望，当时到处都是奔向新世纪的标语，这很可笑，我说，奔向新世纪？奔吧，新世纪那边有一泡狗屎等你去捡。但是，去就去吧。那海边，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就像一个硕大的蚂蚁窝，这说明对新世纪充满希望的人还是很多的。我们站在海边的一处斜坡上，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看见太阳从海平线那边很平淡地出来了，开始一点也不像太阳，而是像涂了口红的女人的嘴唇，有点性感，慢慢地那嘴唇越张越圆，红红的就成为一轮日出了，于是就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里了，等太阳升得老高，再也没有新的感觉了，我们下山，我记得我困得要命，我想起《日出》里的妓女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是他们的，我要睡觉了。
我说这些，大概是想表明我当时处于很颓废的状态，但很奇怪，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千年曙光时不时地总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好像我的脑子是千年曙光的一个屏幕。在我的记忆里，千年曙光是女性的，性感的，千年曙光似乎为我提供了某种活力，我突然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那样无所事事地混下去了，我再次选择了逃跑，于是我来到北京，成了“京漂”。
我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北大，我是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的，我自个掏的学费，不久我就发现，原来北大的课堂是完全开放的，谁都可以旁听，像著名的沈从文，当年也是北大的旁听生，而且这个传统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我想在北大听课，完全没必要交学费，至今我还后悔，这笔钱花得真冤。中文系的课我差不多都听过，历史系、哲学系的也听过一些，我喜欢听课，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相当不错，坐在课堂里一点也不用动脑子，爱听不听的。我听课可能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没有目的，我不过是个学术消费者，其实我不知道我干吗要听课，有一次，车槿山教授就问过我，听课对你有用吗？我摇头说，没有用。车教授说，那你干吗要听？我说，我喜欢。车教授大概觉得我蛮另类，我们就不仅仅是师生关系了，同时也成了朋友。这个意思，我在一个叫《读书去吧》的短篇小说里表达过，那个叫郑君的人物，也是个莫名其妙的温州人，他想去读作家班，过那种听课、睡懒觉、想女人的大学生活，但最终他被大学拒绝了。
在北大，我对一群人特别感兴趣，就是那群旁听生，他们被称作北大边缘人，因为我也是北大边缘人。这群人身处校园和社会的结合部，既有流浪汉的气质，又有学生的单纯，他们看上去很有个性，但他们又是没有身份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很有点后现代的意味。我曾经想写一个关于北大边缘人的长篇，我查过北大历史上那些著名边缘人的资料，比如沈从文、丁玲、杨沫等等，我还采访了不少北大边缘人，有些人确实让我印象深刻，一位住在西门外的老兄，他的志向是做哈贝马斯那样的哲学领袖，他原来是某个工学院的学生，但他读到大二就自动放弃了，跑到北大来旁听，已经旁听了7年。大概是很有学问了，他觉得他原来上学的工学院总共五千师生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重要。那天，我去拜访他，是初次见面，我说，什么时候拜读拜读你的论文，他一点也不客气，说，你看不懂的。我说，我也懂点哲学的，没准能看懂一点。临走，我又客气了一句，非常遗憾，没读过你的大作，还不了解你的思想。他送我出来，送了很远，我感动的拼命握手，说，别送了，别送了。他停那儿，并没有回去的意思，突然，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刚才有句话，我听了很生气。我赶紧问，哪句话？他说，你刚才说，你没看过我的大作，不了解我的思想。难道你看过，你就懂？你就了解我的思想了？你太自负了，你是在侮辱我。我看着他，他非常严肃，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我这才知道他不是来送我的，而是来抗议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表示了。我现在还很清晰地记着他那种很严肃的抗议的表情，可惜我到现在也没有写这个长篇，我只写了一个叫《同居》的中篇，也是以北大边缘人为原型的，写那种男女同住一屋的想象空间很大的生活，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