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平常也曲折 受访者：林那北 访问者：马季 小说是精神疼痛或焦虑或渴求的隐秘地图
马季：能谈谈你最初写作时的一些情况吗？你是什么时候转向小说创作的？
林那北：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是名初登讲坛的中学教师，却不务正业，非常讨厌上课，写作于是就包含了双重的动力：一、热爱文学；二、企图通过文学改变生活。当然，改变自己的生活可以有多种途径。之所以选择文学，这肯定存在某种内心的必然。
最先发表的是小说，后来因为有人来约专栏，便写起散文随笔。有一段时间曾经在省内外多家报刊开设专栏，但写了一阵，兴致又索然了，觉得这种文体已经承载不了自己，于是九十年代末重新转向小说。这个转向，我相信同样存在某种内心的必然。
马季：小说写作和你以前的写作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林那北：相对于散文随笔，小说显然是一个更大型的体裁。通常，它需要更开阔的视野以及强大的驾驭能力和穿透能力等等，这包括文字叙述节奏的把握、结构的掌控，同时还包括想象力、对于人性的洞察以及对复杂经验的把握与处理的能力，如此等等。我想，散文语言的某些特点还是保留在我小说之中。文学的许多东西其实是相通的，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而已。
马季：这是不是你小说叙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语境的日常化，和故事的戏剧性所造成的反差，使艺术审美在生活层面自然产生，这一点我有很明显的感觉。
林那北：我对“不动声色地表达”持有好感，这当然相对于对“声嘶力竭地表达”或“娇声嗲气地表达”的厌恶与惊恐。后退一步，再退一步，写作的过程我总是提醒自己与所叙述的故事保持距离，情绪可以进去，但笔得收住，不要放纵。
庸常日子里，一切看似相安无事，种种奇特的可能却已经诡秘潜伏。天底下哪颗心是平静的呢？人心的复杂导致了世界的复杂与动荡。一转身，可能就会突然撞上某种意外，于是另一个空间迅速打开，生活立即就难以控制地往另一条陌生的道上奔驶而去了，日子迅速面目全非。我给自己相关的小说写过创作谈：“我们内心的万水千山”、“莫测的世界莫测的心”、“道理除不尽生活”，单看这些题目就知道，对于这个世界，我没有足够的信任，这种感觉肯定会渗透进小说中。当然，所谓的“戏剧性”也是该警惕的，过于奇特的情节缺乏真实感，不知不觉间又滑向另一种“声嘶力竭”。把握好日常与奇特之间转换的度和平衡，相信是所有小说家都非常在意的一个的问题。
马季：你是不是想通过小说写作寻找一种新的表达途径？结果你找到了什么呢？
林那北：小说必须在生活的多个层面穿梭，使之综合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综合这些层面的核心是对于人性的理解。因为写小说，我会更用心地触摸生活，也会自然而然地将人心的许多杂碎潜流暗中梳理。找到了什么？无非是建构起一条隐秘的小径，让心灵与世界沟通对话。每一部小说其实都不过是某种精神疼痛或焦虑或渴求的隐秘地图，经线纬线的走向，都藤蔓般沉默而喧闹。在键盘上敲击一一个汉字时，我成了他或她，他们附体而来，让我凭借这些与我生活迥异的场景与素不相识的人物，表达了，释放了。结果姑且不论，过程却是非常美好的。人生壁垒太多，精神空间又多么逼仄，幸亏有小说。
马季：小说思想，就是所谓的概念，在你的写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一个小说的产生，通常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概念？
林那北：每一篇小说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时是一张面容，有时是一个悬念，有时甚至是一个标题，有时是不期而至的某种感觉、某份心情。所谓概念也是可能成为小说的契机。换一句话说，可能先有故事，也可能先有概念。重要的是，不要用故事生硬地演绎或者论证这个概念。
马季：你如何看待现代小说叙述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故事在你的小说起到了什么作用？
林那北：现代小说总体上日趋简练。读者的想象力肯定比过去强悍了无数，再把小说写得太细、太满，没有必要也容易令人生厌。另一方面世界也变得越来越陌生，变得片断化，变得越来越混合与粘连，作家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充当全知全能的上帝。其实小说应该是一种智力游戏，人物的设置、情节的铺陈，乃至于语言的构成，都蕴含着无限的智力成份，无论写或读，都是对心智的一种考验。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好故事，所谓好，我理解它应该是有体温的，充满质感的，有一张我们日常熟悉的陌生面孔，并且丝丝缕缕散发着非同寻常的异样气息。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必须日复一日地阅读各家刊物发表的小说，于是一个问题总是不时浮起：我们对于故事本身是否研究得还太不够？对于故事的潜力是不是理解得也非常不到位？当然，许多现代小说已经废弃了故事，必须充分尊重另一些作家的追求。但是，至少目前，我对于故事仍然有相当大的兴趣。好的故事可以承载丰沛的激情和强大的力量，可以把人带进另一个世界，一起经历悲伤与欣喜，然后一起顿悟。反过来，仅有好故事也不可能构成好小说。现实生活已经每天都在上演精彩纷呈的悲喜剧，小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临模生活，却不能有更深厚的意蕴、更开阔的精神视野与更富有想象力的表达，光看看《知音》、《家庭》之类的杂志我认为也就够了。
马季：你刚才说，由于职业的关系，你得不断阅读当今中国作家的小说，能否谈谈究竟哪类小说与作家更让你喜欢？作为小说家，却以阅读小说为职业，这其中会不会有一些不好协调的感觉？
林那北：喜欢是个很个人化的感觉，不论山珍海味或农家土菜，合胃口的就令人神清气爽。文坛上许多性情可爱又聪明剔透的年轻作家，无论男女，把他们看进眼里，都尤如看一棵蓬勃昂扬枝繁叶茂的树，真是心旷神怡。这时候，我开个玩笑说，觉得自己简直都有母爱了。而那些生机勃勃充满想象力的小说，总是让我眼前一亮。作品背后的人品，也是我介意的。按说这不太职业化，职业要求隐去作者姓名，只要好小说都一视同仁。我努力这么做，有时还是扭不过自己的内心。其实作品与人品还是有关联的，一个猥琐促狭的人，我不相信其能写出震憾别人心灵的好作品，即使偶尔一两篇不错，也不可能海枯石烂地一直走下去。谢有顺在回答《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在一个破败的人身上，是无法建立起任何值得信任的写作的。正是这样。
编辑应该类似于裁判，以公正、准确的眼光去评判一篇小说的优劣。我以前在机关工作时，只订阅了《小说选刊》和《人民文学》，就觉得中国小说形势大好，每每被折服。2004年初调到《中篇小说选刊》后，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都堆到眼前，胃口就坏掉了。职业化的阅读其实挺伤人的，原来中国的小说现状还远未到欣欣向荣万马奔腾的时候。自己也操持这把戏，再看别人耍刀弄枪，庸常套路和技术性破绽，总更容易弄疼眼球。再好作家的作品无疑都会有参差，不可能篇篇都在高峰上伫立，这样想想，会释然很多。同样，再好的刊物，也不可能期期都精品林立。许多时候，一点掌声都懒得给予的小说，也不得不给它开绿灯，原因很复杂，所有办刊物的人肯定都有类似的无奈。当然，也会有被好小说所鼓舞的欣喜，恨不得奔走相告，恨不得这期刊物快快面世，好让更多的人享受一下。
马季：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使每一件事情都具有多种解释，小说家运用智慧使它生动并区别于其他事件，好的小说总是呈现唯一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融合。那么，故事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暗喻吧？就像你讲的，要给人顿悟。
林那北：找到唯一性和普遍性结合的平衡点需要高超的智慧和艺术能力，许多经典都达到了这一点。但是艺术的可能性很多，判断作品优劣，也未必仅考虑这两方面是否融合。不管怎么说，好的小说总会给人各种启悟，它将许多被我们忽略与漠视的东西赫然剖开。“豁然开朗”、“洗涤灵魂”、“深受启迪”，人们总爱用这类词来形容读本好书后的感受。如果有一篇小说能磁铁般将我们蓦然吸引，并且持续不断地把我们内心的窗口一扇扇推开，说真的，阅读的过程就一定可以视为一段美好的时光了。“故事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暗喻”，我喜欢这种说法。因为有背后流淌的那股力量，小说才有了存在的理由。
以超然的中性视角与所有的一切面对 马季：总是有人在讨论“女性写作”，从来没人去说什么“男性写作”，这个状况实际上是认可了“男性写作”的无限性，相对而言，“女性写作”就是有限度的。而女性的角色撕裂一直是文学表现的主题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只想问你，在你的写作中，女性的个人化与社会化所呈现的不同意义，哪个更重要呢？
林那北：把女性视为一个低贱的群体，并且规定了女性的社会活动范围，例如相夫教子，等等。这种环境之中，提倡女性的个人化常常也就是一种社会化的反抗。然而，如果把个人化完全集中在性解放、物质享受等层面，似乎这就是对抗男性中心的压迫，这种观点似乎又偏狭隘了。我没有多少兴趣进一步推敲详细的概念问题。许多理论概念的确指出了重要的方向，但是，生活的纹理远比这些概念细致和曲折，后面才是小说家的事情。
马季：女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后，性别角色反而更复杂了，要承担的责任更多，更具体，还要通达，这是很难的。因此，女性遭遇角色尴尬，会有自我矛盾。在《晋安河》等作品中涉及的性别差异问题，你认为具有普遍性吗？或者说，你觉得类似问题是当下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还是长期的属于伦理范畴？
林那北：社会文化——包括强大的传统——无时不刻地企图指定女性的位置，指定一个女人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很多人已经说过，这种指定常常隐藏着男性的统治欲望和压迫欲望。女性觉醒的标志就是，发现这种统治和压迫，并且进行反抗。这个过程当然包含极其复杂的互动，包含各种尴尬和矛盾。还是那个观点：社会学家或者性别学家负责种种高瞻远瞩的理论观念，小说家更多地只是关心这个复杂过程的各种故事与各种人性的奇特表演。
《晋安河》的写作其实并没有太多考虑女性社会地位这类问题，我在意的仅仅是人心的困惑与道德感的迷乱。在这个还远不够清澈美好的现实世界里，一个人如何追求精神上的洁净？这种追求会和周围的人与事发生哪些剧烈的冲突？这些问题更多地触动了我，成为这篇小说写作的契机。
马季：一个女作家建立自己的虚构世界，多数从感性出发，以细节取胜，但在理性高度完成自我提升很不容易做到。你遇到过类似的困境吗？
林那北：在我看来，理性提升的匮乏，有这个毛病的男作家并不比女作家少。不少时候，我也常常遇到这种困境。但是，这似乎并非因为我是女作家，而是由于我对某一个素材理解得还不够、内在的力量还没有挖掘充分，更在于我的功力还不足以抵达那个境界。当然，什么叫做理性的提升以及理性的提升与好小说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熟虑的问题。
马季：有人说你的小说关注的不是作为“性”的女人，而是作为“人”的女性，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至少它是一个出发点。你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解释吗？
林那北：单纯“性”的女人很简单，生理学家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性”在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在某一个具体的环境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才是小说家的出发点。“性”不是结局，而是开始。身为女人，我肯定能更多地了解这个性别的诸多优点与局限，当然也只能以这种性别的眼光打量周遭的纷扰与起伏。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愿意以更为超然的中性视角与所有的一切面对，那是一种退在表象之外的冷静与沉稳、温和与通达——若是尚不能完全做到，那至少也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理想了。
马季：这是否意味着有可能你将淡化小说与生活之间的直接意义，而在小说的艺术层面多做探索呢？你对当前贴近生活的写作有什么看法吗？
林那北：很难说小说与生活之间的直接意义是什么。不同的文体各自承担自己的使命，新闻似乎比小说更有直接意义。可是，如果回首上个世纪初期的中国往事，多数人记住的是鲁迅等人的小说，而想不起来那时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新闻。反过来说，艺术的探索是不是就不要贴近生活呢？这好像是一个可疑的说法。总之，如果不是对艺术、直接意义、贴近生活这一类观点理解得那么狭隘和简单，我们的思路可能会开阔很多，苍白乏味的作品也不至于堆积如山。
马季：女性读者和男性读者对你的作品有阅读差异吗？
林那北：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我也很好奇，自己的小说，女与男的读起来会有什么差异呢？可是之前，却并没关注过究竟什么人在读我的作品，发表了，就交给社会了，喜欢与厌恶都是别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写作时，我提醒自己后退，就是将个人尽量隐藏。有意义的写作只能靠智力进行，性别与身体都不过是噱头而已。因为有你这个问题，于是我回头望去，发现我小说的叙述人居然很少是女性，尤其是那种风情万种、性感时尚的女人。如果那样做会不会因此吸引一些男性读者呢？好像也不见得，毕竟卖弄和撒娇绝不是文学的本义。生活中有那么多逼人的严峻与破碎，那绝不是一些小情调、小感叹所能消弭的。写小说时，我从来没有估量过别人会怎么看怎么评，是男人喜欢还是更合女人胃口。写作时如果介入太多额外的企图，笔就沉重了。欲望像硫酸，只会腐蚀人。我现在对“顺其自然”这个词颇有好感，一切顺其自然，人就会活得自在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个令人羡慕的境界，只是做到太难了——哦，对不起，话有点扯远了。
人生是一个承受痛苦与无奈的过程
马季：从创作风格上看，你的写作好像一直在求变。《寻找妻子古菜花》、《晋安河》、《忆秦娥》、《转身离去》与《家住厕所》、《坐上吉普》、《王小二同学的爱情》、《美乳分子马丽》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明显差别，它是阶段性的差异，还是你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
林那北：每一篇小说因为故事以及人物的差异，必然会有各自的气质与面目，而作家在不同时间里精神状态的参差，也必然造成叙事的阶段性差异。当下生活如此纷繁复杂，即使相同的素材在手，如果想要有另一层面的表达，也必定需要各异的方式来承载。多年前有位老评论家充满好意地告诫我应该集中写某一题材与某一类型的小说，他说这样容易吸引眼球，人家也好界定。但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没打算这么做，老实说我更愿意将“不好界定”当成表扬。“变”是冒险也是进取，少重复多变化的过程，至少有更多的乐趣充斥其中。对于持之以恒地固守某种题材一写到底的作家与作品，我通常缺乏足够的期待与敬意。拿一杆枪终生守在一个战壕，以同一种姿态战斗，其执着固然也是种美，可是这样的境况，哪怕想想都不免觉得没劲——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趣味问题而已。
马季：你作品的题材大致由农村和城市两大部分组成，我发现，与农村有关的作品无论在情节还是主题上都带有深厚的文化烙印，而城市题材的作品则很“当下”，有很多疑问，也很焦虑，涉及价值观的矛盾，甚至难以概括。你觉得呢？
林那北：真正的农村生活其实我并没有过。我母亲以前在县城或者乡镇的中学任教，我出生与成长全部在校园内。倒是当老师后很多学生是农家子弟，于是对乡村有了一些间接认识。正因此，我从不敢正面写，农村在我小说中出现往往只是一个背景，一个符号。农村人的性格相对纯朴，传统很大程度上仍规约着他们。而城市生活纷乱无羁，甚至有碎片化的倾向。这种无根的状态既可能产生一种活力，也可能让人焦虑。当然，这种疑问与焦虑首先是我自己的，然后折射到小说里。
马季：你对传统写作的继承有自己的想法吗？《发生在浦之上》、《寻找妻子古菜花》中有着明显的“乡愁情结”，这种叙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对传统的回望方式？
林那北：文化传统与传统写作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发生在浦之上》、《寻找妻子古菜花》都表明了我对于美好之毁灭以及对于做一个女人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伤感。生命是无常的，外力的挤压所带来的疼痛，痛彻骨髓。至于叙事策略，这两篇似乎反而是比较“现代”的。《寻找妻子古菜花》不那么重视故事的起承转合，更多强调的是整体的寓意以及内心的感觉，它是篇被情绪推着走的小说；《发生在浦之上》则是多种文体的交织，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我根本不考虑它在传统意义上应属于什么文体，对一个华丽王朝悲怆覆灭的哀叹和一群人颠沛流离命运的怜悯占据了全部，怎么需要怎么表达。我企图用这种方式自由地出入历史，自在地与那些远去的人物对话。
马季：“有病”的生活，恰恰在平常的事物中天天上演，生活中的习以为常挑战作家对生活的辨别能力和抽象能力，你在处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上有什么心得吗？
林那北：生活之中的爱恨情仇当然会不同程度进入文学，优劣的区别在于怎么进入，以怎样的角度与姿态进入。在当记者的十三年里，我与其他行业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通，他们的面孔以及面孔背后的命运烙进我的记忆。花团锦簇绝不是生活的全部，华丽光滑的表层之下，总有无数的疼痛与别扭潜藏在幽暗的皱褶里。说到底人生不过是一个承受痛苦与无奈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些欢愉与欣喜。剥离这些林林种种的人生经验，需要付出努力。有内心的挣扎，才有小说的纹理。如何在永恒的月起日落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光华，如何将诸种滋味充满生机地渗进笔端，想必总是最考验作家的品质与能力的。
马季：作品是由文本本身和它所蕴含的意义组成的，阅读一部其他人的作品，你更多的关注文本本身，还是它所蕴含的意义？
林那北：二者其实是难以区分的。难道会有一个缺乏意义的精彩文本吗？关注意义自然而然地会关注文本，而鉴别文本价值的最终标准也是它具有何种意义。
任何一扇窗的打开都可能是个宝库 马季：到目前为止，你的几个长篇之间相互都没有什么关联，要说共同点就是地域性写作，你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
林那北：我从没认真考虑过这几个长篇之间的联系，甚至连地域性问题也没有想过。有了人物，有了故事的轮廓，有了情绪，一切就开始了。仅此而已。当然，如果细想，它们确实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是因为我熟悉这里——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我在偷懒。地域与作家以及创作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却可能对脚下的土地始终只字不提。但也不见得偶尔提了，或者竭力提了，就一定怎么了不起。这里有情感问题，更有技术性问题。福州因为地理、历史、人文等特殊原因，积淀了很多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其生活的波纹里蓄存着许多别具一格的品质，这些都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浪费了很可惜。
马季：《蔷薇前面》从农村写到城市，时间跨度30年。小说以一个悲剧为那段历史画上了句号，暗示我们，今天对美好、善良、简单即美的回忆和向往，同样要付出代价，长篇小说必须承载这样的重量，这也是历史本身的重量。
林那北：1971年、1981年、1991年、2001年，这部小说其实只涉及了这四个年份，却跨越了30年。我的许多个人记忆都汇聚在里头。当然，今天看来，这些记忆已经加入了许多感慨。这部小长篇即是这两者的结合。你说得对，感慨之中已经隐含了历史的重量，从那个年头走过来的人们，他们身上所背负的特殊际遇与难以扼制的理想主义，总是闪烁着悲情的光芒。扼住命运的咽喉真是太难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隐忍地面对种种一而再的错位。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被祝福，不是所有的纯真都没杂质，不是所有的情谊都带来温暖，不是所有的奋斗都会有回报。这篇小说其实暗含着一声沉重的叹息。
马季：《娥眉》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它似乎有个人化的写作痕迹，是向内关怀的，与你的其他作品风格不大相同。
林那北：要说个人化写作，《蔷薇前面》应该更多。当年我父亲是公社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主任，我在文艺宣传队里穿塑料鞋跳芭蕾舞，然后又穿起真正的芭蕾舞鞋一遍遍跳《我编斗笠送红军》，以至于直到今天，只要闭上眼睛，这个舞蹈的旋律和大部分动作，还能一一浮起来，伸手可触。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始终像个梦，隐约飘浮在我记忆里，成为一抹温暖。1971年，在我十岁的时候，如那个主人公类似的美丽女子确实就是那样以优美的舞蹈出现在我生命里，是她把我对世界向往的大门轰然打开。她后来演话剧、拍电影红火了一阵，接着蹲过一阵牢，再出来后，就消失了，不知在哪儿，三十多年过去，昏晨时不经意间我还会把她想起，哪怕一闪而过，心里仍是别有滋味。其实我一直不愿将个人生活复制到小说中，但是，那段生活我太熟悉了，又或者感慨太多了，写到那些日子时，它们自己忍不住奔涌出来。而《娥眉》却不是，它先有了情绪，然后人物才次第出场构成故事，它们丝毫没有我个人生活的印迹，只是一个臆造的故事罢了。
马季：《发生在浦之上》运用了“超文本” 形式，跨越时空的人文关怀使文学的体裁变得灵活多样，这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新的出路，但同样它也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即“文学性”如何有效展现？你在写作有这样的顾虑吗？
林那北：刊物编辑认为《发生在浦之上》运用了“超限文本”形式，但是，我觉得“超文本”似乎是另一种涵义。或许，“跨文体写作”这个说法更确切一些。我的理解是，每一种文体都有表现生活的擅长的领域。《发生在浦之上》之所以选择多种文体的交织，主要是考虑从多种角度、视点、方位探索这个古老的往事。历史并不是故纸堆里遥远的故事，它与我们其实息息相关。只要回头一望，那个苦命的皇后，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母亲，她动地连天的悲鸣愁苦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扑面而来。当然，历史在不同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它不过是些碎片，不过是些零乱的记忆，正在被时光与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掩去真实面目。2007年春天与夏天，我反复来到那个叫濂浦的小村庄，在采访中聆听各色人等对于同一段历史故事以及对于种种历史遗迹的不同解读，感慨颇多。采用多种文体，正是想表达这种参差错位的历史感。我没有“文学性”方面的顾虑。不同文体的汇聚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内心的积淤，挺酣畅的。我当过记者，写过散文，又写小说，之前还编过一阵地方志，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是为写《发生在浦之上》准备的。
另外，该文的单行本今年8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改名为《浦之上——一个王朝的碎片》，是编辑改的，也不错。
马季：还有一个《三坊七巷》，最初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后来扩充不少内容出了单行本。我认为它是一种文化想象，从探访文化名人故居，阐发对当代文化的反思，也看出你对“文化故乡”的一种依恋。我觉得这是你未来写作长篇的必要的文化准备。
林那北：刊登在《作家》上的其实是六集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栏目投拍的。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后，要求再增加两万字左右的内容出书。我其实是个特别缺故乡感的人，所谓的“依恋”很难成立。当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它曾经的故事曾经的伤痛肯定会进入我的视野，换一个地方生活，我想必也会去回望它的历史。同一星空下、同一土地上，在另一时空却上演着另外的人生，有时只要冥想一下，就会有很特别的滋味涌起。我一直说，每一部作品都各自有命的。在福建，这部作品为我赢得的声誉似乎超过了小说。而事实上它不过是应命而作的东西。我没有考虑它是不是某一部长篇小说的文化准备，不过深入其间了解、眺望那些往事，确实扩大了视野，平添了感叹，许多故事与人物正徐徐走来。对于小说家来说，任何一扇窗的打开都可能是个宝库，说不准哪一天，就进入笔端了。
马季：你对长篇写作有自己的打算吗？对当下的长篇小说总体状况有什么看法吗？
林那北：没有打算。任何计划都是束缚人的，而人生区区几十年，已经被外界太多的条条框框所捆绑，不要再自我增加了。踏踏实实地行走最为重要，走到哪步是哪步。哪天风雨骤起，觉得某个故事与情绪非得以长篇来承载，那就写吧。至于当下长篇小说，我没有多少印象，甚至很少阅读。因为工作的关系，大量的中篇小说的阅读已经占去我许多时间与精力，当然也把我对当下中国小说的热情消耗掉太多。
我有时会渴望一个诗意的环境 马季：不仅仅是文学，当代中国艺术，或者说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关卡期”，这30年很多东西被拆除了，但还没有完整重建起来，比如价值观。这个前提下的小说叙事难度很大，极易走向片面化、表面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那北：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了。我相信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一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时代的某一个角落，也只能在自己的小角落里仰望历史。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经常想的事情是，怎样从身边的各种故事之中发现特殊的光亮。这种光亮可能引导我们把握生活之中的重大问题。拆除与重建之间，是最良莠混杂的动荡期，说不定反而为小说叙事带来最广阔的资源。
马季：那么，就目前的现实状况，你觉得一部好小说应该给读者给来什么呢？
林那北：深刻地洞察人性，多种角度地理解生活。它汇聚了我们对生活多种复杂的感受，一切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如果阅读之后，心灵能因此变得更坚硬或更柔软，哪怕仅一瞬间，我想，读者就已经得到馈赠了。
马季：你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什么？你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林那北：悲观与乐观是相对的。我愿意快乐地面对每一天与每个人，可是这个世界肯定还不够美好，放眼望去，总有太多的伤口与疤痕横陈大地，让人黯然神伤。人类已经行进了几千年，而人心却还处于它的幼年期，自私、狭隘、刻薄、恶毒、阴险几乎从未缩小过它们的地盘。我们都擅长批判，怀疑的精神四处充斥，可是该如何彻底清除灵魂污垢？如何使人心真正成熟成长？如何让天下一夜之间健康有序？真的很难，非常难。我常常会渴望一个诗意的环境，会从心底仰望品格高洁的人。生命太短暂了，却不能如水草般自在盎然地度过；人生太局促了，却不能沐着春风悠然穿行。人格的力量肯定是世间最美好与强大的，它可以蔑视一切蝇营狗苟——这样的渴望与向往，但愿能穿透我的小说。
马季：最后一个问题，本来可以不问的，但有人向我打听，我觉得还是听你解释为准。你为什么改了笔名？
林那北：心血来潮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写过一段解释性的文字，题目为“更改笔名：从北北到林那北”，《作家》主编宗仁发看了，觉得可以在他们刊物上登登，登在《作家》2008年第8期上，有兴趣的人可去看看。笔名也无非一个符号而已，它安在文章之上，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标签。如果写出来的文字不过一堆狗屎，又有谁在乎那个标签是张三还是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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