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艾伟
刘继明
大概由于个人的疏懒和倦怠吧,这几年看当代小说越来越少,对与时俱进的文坛可谓孤陋寡闻,越来越隔膜了。如果不是2002年在鲁迅文学院和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在一起呆了半年,熏染一点文场烟火气息,我想自己多半会在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越陷越深的。以我这样的心境来写风头正健的艾伟是不是有些不合适?但作为他的鲁院同窗,在《山花》作一次“友情出演”似乎也义不容辞吧!
艾伟比我小三岁,他瘦小的脸孔和一头杂乱的头发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以至看上去像个小小少年。所以在鲁院时我总是喜欢叫他“小艾”。可如果你据此认为艾伟是个“不谙世事”、心地浮泛单薄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艾伟对人事的洞悉和理解相当透彻,尖锐,非一般人可比。你从他那双异常发亮的眼睛不难看出来,当然,如果你读过他的小说就更加会认同这一点了。艾伟对探测隐秘的人性痼疾似乎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尤其擅长将人物置放到某种特殊的境遇里进行考量,比如战争、灾难、集权化的政治环境,等等,非常态的生存处境中所显示出的人性裂变往往是触目惊心的;既有变态的一面,也有着常态的一面。而更重要的也许是,艾伟将笔触从人性内部出发,延伸和拓展到社会、历史和现实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并仔细探究它们对人性构成的复杂影响和彼此间难解难分的纠缠关系,这构成了艾伟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他在近年来的小说界脱颖而出、并显得越来越受人注目的因素之一。
我对艾伟的早期创作了解不多,可当我在鲁院时读到他那部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后,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一个具有相当力度的小说家给我带来的兴奋。关于《爱人同志》我写过一篇短文,这里不再赘述。但其中有一段话我还是想摘录于此:“他差不多像一个外科医生,用锋利的手术刀准确而细致地分析和剥离出男女主人公之间在情欲上的尖锐冲突,政治和人性,社会和个人,同情和爱怜,幸福和疼痛,尊严和怜悯,虚荣和孤独,等等,在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与社会流变过程中不动声色地彰显出来,人的命运像一块渺小的舢板,随波逐流,在同波涛和暗流的搏斗和较量当中,人与时代的复杂纠缠难分胜负,是注定徒劳无功的。就在这样的博奕之中,历史像戏剧布景一样渐渐远去,甚至连观众也作鸟兽散,只剩下人自己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了舞台上。”我想,这正是在迷恋于幽闭、自恋、狂欢式的“个人化”文学时尚中滑行已久的新生代写作日渐困顿的背景下,艾伟在近两年异军突起的内在原由。
艾伟不是一个写作上的方法论者,从早期作品开始他似乎就不是以形式上的创新见长,尤其是他近来的一批作品,在叙事姿态上甚至显得有点儿“老派”,或者说有意无意地“后撤”或疏离,比如他在《爱人同志》中对人物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心理把握和剖析,可以说有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细致、耐心、冷静、准确、从容乃至精神分析的力量。前两年有些批评家指责先锋派和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格局狭小、不擅长描写人物等等,我想如果他们注意到艾伟的作品之后,应该是可以感到欣喜的。而到近来我读了艾伟最新的几个短篇后,这种感觉更为加深了。《菊花之刀》、《俘虏》,仍然是沿袭他在《爱人同志》中表现出来的对政治、战争等对于人性的种种侵蚀和纠葛的探究兴趣。并且将同类主题挖掘到了一个更为秘密的层次。而让我不加保留地赞叹的是《小卖店》,无论是对那个发廊妹的性格还是心理把握上,都达到了一个少见的高度,甚至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羊脂球》和《祝福》中的经典人物形象。由此我似乎嗅到了在经历了先锋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洗礼之后,60年代出生作家重新开始向一度被忽略的文学传统寻找艺术和精神支持的信息。
凡此种种,都使我想到另一位当代小说家余华,甚至鲁迅;这两位同样出生于浙江的作家当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引人瞩目的高度,尽管将艾伟与他们(尤其是鲁迅先生)进行比较,似乎还为时过早和有些冒失,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能够从他身上看到那两位浙江同乡的影子,比如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叙述的克制冷静、像外科医生那样对人性的洞察幽微,充满张力和纵深感的历史眼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等等,都能使我看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精神质地的潜在影响。而这恰恰是近年来我异常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当代小说严重匮乏的一种境界,也是我对艾伟的写作日益产生源自内心的喜欢和期待的真正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