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洞察与犀利的探索

诗意的洞察与犀利的探索
                                     ——卢一萍边疆系列小说解读
郑润良
一

      卢一萍一篇《向虚构致敬》的创作谈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慕士塔格峰雪崩是如何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的？发生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故事与作家之前的创作有何关系？在作家的小说叙述中，边疆文化与军营文化形成了怎样的隐秘关联？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对卢一萍中短篇小说作品的系统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自己面对的是一颗执着的心灵和从心灵中流淌出来的近乎经文般严肃的文字。一个好的作家最重要的素质体现在他能准确把握和切中时代的核心精神命题。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进程骤然加快，在带来社会物质全面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的失范及趋利主义的盛行。这种普遍的功利心态迄今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应该说，卢一萍那颗早慧的心灵很早就准确地领悟到这个时代的重大精神命题并在之后的叙述中以鲜活的文字从不同角度、层面检验、推进这一中心命题。这一中心命题一言以蔽之，即功利社会中理想的脆弱性。在功利氛围越来越浓厚的时代，作家作为理想、爱与美、英雄梦想的守护者又当何为？“无论按什么方式写作，我们都必须回归到对人的关注，记录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及自我丧失的普遍性，以及商业社会中人性的大范围堕落，这些困扰人类的重大生存危机需要作家寻求解决的途径。”[7]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直面现实，直面功利社会中理想的脆弱与崩塌，卢一萍选择了虚实相生、叙述灵动的现代主义手法。长篇小说《黑白》以一个理想王国的毁灭喻示了理想的脆弱性，奠定了卢一萍此类小说叙述的主题基调。
《芙蓉》“重塑70后”栏目将卢一萍推出时重点推介的是他的先锋文本《寻找回家的路》。小说副标题为“一个诗人在某夜的现实与梦境”。小说以一个濒临精神崩溃的诗人与一个名叫“唯”的女孩之间的对话结构全篇，呈现在功利时代坚持诗歌理想的悲剧性与悖谬性。这种悲剧性与悖谬性集中体现在诗人的诗集最终之所以得以出版，是靠他心爱女子的卖身钱。小说在现实与梦境之间穿插，直面物欲膨胀时代灵魂的不堪处境。这篇小说与作者后来创作的《蝙蝠》、《鱼惑》、《诗歌课》、《审美与飞翔》等中短篇小说，组合成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表现了功利时代理想主义的梦魇。
“重塑70后”运动不了了之，很快被“80后”、“90后”的概念化浪潮所淹没。卢一萍开始在边疆极地行走，在沉寂中重新寻求文学的力量。正如前面所说，卢一萍很长时间内无法写出关于高原的文字，直到有一天一个塔吉克老乡跟他说起慕士塔格峰的雪崩，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写出了《帕米尔情歌》等一系列作品。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慕士塔格峰的雪崩让卢一萍找到自己念兹在兹的主题“功利时代理想的脆弱性”与边疆文化的接合点。
 
                                                                                                                         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解读卢一萍一气写成的《帕米尔情歌》、《夏巴孜归来》、《北京吉普》、《七年前那场赛马》等边疆系列小说。
《帕米尔情歌》的开头就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如果我给你说，我因为爱情去年春天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合曼草原变成了一座冰雕，你一定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现在整个草原都流传开了，那里的人都可以作证。”这座冰雕喻示了爱情的冻结与死亡。小说展示了草原文化中“美”与“理想”的元素：羞涩、朴实、热爱骏马的草原之子——草原少年马木提江；健康、开朗、额头像慕士塔格的冰峰一样明净的少女巴娜玛柯；两人之间朦胧、青涩的好感；象月光一样美的白马驹。“我”与巴娜玛柯本来可以共同吟唱塔吉克的爱情古歌，但时代已然不同，草原上的年轻人都开始不爱骏马爱摩托车了，县上最有钱的沙吾提的儿子阿拉木成了我强有力的对手。两人的对决时刻到来了，我想把刚出生的小马驹送给巴娜玛柯，阿拉木则当着巴娜玛柯的面扬言要将我的母马和小马驹一起买下。结果，阿拉木用高价从我父亲手里买走了马，我输了。作为纯洁爱情见证的小马驹无法免于被金钱主宰的命运，反而见证了功利时代爱情与理想的脆弱性。
《夏巴孜归来》让我们看到美丽的“草原几年间变老了，这个几千年来都年轻的草原，在短短数年间变老了”。由于超载的畜群的啃噬等原因，草原的草越来越浅了。夏巴孜“从骨子里爱着这个地方，觉得美丽的塔合曼草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所以才听从了西仁乡长的劝告，答应离开这里，迁徙到大沙漠边缘的、陌生的麦盖提平原上去生活。”但他迁徙的结果是使自己的名字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夏巴孜傻瓜”，因为与他一同迁徙的两个乡长的亲戚早就搬回去了，乡长也因为工作得力升了官，至于草原能不能养活更多人这个问题是无人关心的。夏巴孜的不被理解，反衬出那些“聪明人”行为的急功近利与麻木不仁，这比草原的衰落更可怕。
《北京吉普》与《帕米尔情歌》有类似的人物结构，骑着骏马的草原少年“我”和开着北京吉普的县长的儿子马伊尔江因为少女娜依“开战”。少女娜依坐上吉普上恶心呕吐，我在愤怒中用马鞭将吉普抽成了“癞皮狗”,因此被关进了监狱。我之所以怒抽吉普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娜依，还因为吉普是通过新修的马路才能到达娜依家。因为开路炸石的强烈震动，“我们塔吉克人和无数路过这里的旅人仰望了数千年的雪冠也已崩塌掉了，有些地方已露出苍灰色的岩石，这‘冰山之父’已变得像一个脱发秃顶的人，很是丑陋了。”人工开发给草原人们带来了物质便利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同时，过度开发也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环境乃至整体的草原文化。这种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相依相恋。因此，《等待马蹄声响起》中老骑手对年迈的妻子说，“我们是草原的孩子，我们的心就是这草原的泥土做的，所以草原上的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心跳动的，当有一匹马从草原上跑过，也就是从我们的心上跑过，你怎么能感觉不到呢？”草原蕴育了草原人淳朴豪放的品性与崇尚爱情、自然、自由的生活方式。对草原文化的这种内涵的书写事实上早在张承志的成名作《黑骏马》中就出现了，“当我的长调和全部音乐那久久不散的余音终于悄然逝尽的一瞬间，我滚鞍下马，猛地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地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志不忘的美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的生路的大草原。”卢一萍用同样诗化的语言描述了草原的美丽与神奇，描述了草原上的人们与草原的血肉关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承继张承志，写了现代化与功利时代的高歌猛进中，草原文化、骑手文化的没落。
《七年前那场赛马》就是一曲草原文化、骑手文化的挽歌。骑手文化的精髓，用老骑手海拉吉的话说就是人马同体同德，“你必须能够驾驭自己的骏马，这仅靠勇敢和技艺是不够的，还要向马展示你的智慧和爱心。马性强而不倔，非常好强而争胜，能逆风而上，无争名图利之心，你看畜群贪恋水草，但你屁股下的座骑依然昂首阔步，对丰美的牧草视若无睹，这是因为它有一颗高贵的心——你也看到过，即使是几匹马同拴一个槽头，它们也不会像猪狗那样为争食而龇牙咧嘴，他们的用心不在槽枥之间，而在千里之外。马的德性如此，骑手也要如此，人马同体同德，血脉相通——即使你的马是一匹普通的马，你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骑手。”但这种骑手文化已面临失传的境地。马木提江之所以不想让久别七年的老朋友、军官卢克来看自己，是因为草原上再也不赛马了，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来满足卢克再赛一场马的愿望。七年前，同时爱上萨娜的马木提江和卢克决定通过草原上古老的赛马方式来决定谁留在萨娜身边，最终马木提江凭借一个马头的距离获胜。七年后，马木提江、卢克与年老的海拉吉大爷在酒后完成了草原上的最后一场赛马。马木提江在赛马后告诉卢克当年自己曾想故意输给他，让萨娜跟着有文化的卢克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出于骑手的本性，马一跑起来，什么都忘了。小说彰显了草原骑手的豁达、豪放与淳朴，也流露了对功利的时代氛围中草原文化、骑手文化没落的伤感。
 
                                                                                                                        四
 
《七年前那场赛马》中有相当的篇幅讲述少女萨娜与塔合曼边防连中尉军官卢克的恋情发展，因此，换一个角度看，这篇小说也可以归入军旅小说。作为一个军旅作家，我们不能不讨论他的军旅小说。巧合的是，卢一萍所有重要的军旅小说都是以边疆生活为背景的，他的军旅小说与其他边疆题材小说是融为一体的，是其边疆系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旅散文家杨献平先生认为，“在青年小说家中，卢一萍执着于边疆或者说地域性的写作是坚定且有成就的。”[8]这一论断无疑是恰切的。
迄今为止，卢一萍的军旅小说写作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题材写作，以《黑胡子快枪手》、《索狼荒原》为代表。小说《黑胡子快枪手》、《索狼荒原》均以五、六十年代的索狼荒原为背景，主要塑造了一个类似于关山林、李云龙的硬汉形象——绰号“王阎罗”的垦荒部队营长王得胜。与关山林、李云龙不同的是，这位硬汉粗中有细，铁骨柔情。在《黑胡子快枪手》中，他因为摸黑送洗脚水给新来的女兵柳岚，被神经高度紧张的柳岚误当做土匪黑胡子开了一枪，伤了耳朵。在《索狼荒原》中，他虽经组织硬逼，和柳岚勉强成了亲，却绝不强迫柳岚。柳岚对他没有感觉，但女遣犯薛小琼却爱上了他的粗犷豪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小说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人物革命意志与情感的较量，也展现了作家纯属的叙述技巧及其对历史、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
第二类作品以《七年前那场赛马》、《单兵帐篷》为代表，表现了军地文化的融合，抒写爱与美的理想状态。在《七年前那场赛马》中，中尉卢克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同化，他对待草原、骏马乃至爱情的态度与草原骑手事实上是一致的。小说中人物性情的淳朴与草原景色的美好是互相对应的。同样，在短篇小说《单兵帐篷》中，小说的开头“当天堂湾边防连的战士凌五斗放牧着连队的军马，从喀喇昆仑的大荒之境进入阿里至纯至美的王国时，他首先看到的是漫漫无边的金色草地。那是纯金的颜色，一直向望不到边的远方铺展开去”就喻示了人物与周围景色一样纯净、美好的心灵。小说以诗化、幽默的语言叙述出生农家、性情淳朴的战士凌五斗与牧马少女德吉梅朵邂逅、相恋的过程。美丽的草原景色，少男少女朦胧、羞涩的心灵的碰撞，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优美地展现，勾勒出一幅爱与美的理想图画，体现了军地文化的完美融合。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就呼吁青年军旅作家必须寻找军营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合点，提升作品的文化和思想底蕴，“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二摇篮’（包蕴了部分军营文化的一个团，一个连乃至一个班），便必须再把它溶化到一种地域文化（军营驻地或生活基地的特定文化背景） 中去，和那儿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生活形态、人物心理相契合，形成一种有地域色彩的军旅文学。”[9]应该说，卢一萍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第三类作品以《孤哨》、《光荣牺牲》为代表，表现军人追求职业理想的艰难历程。如果说第二类作品以诗意的洞察擅长，那么第三类作品则以犀利的探索取胜。在我看来，此类作品是卢一萍军旅小说创作最富于独创性的部分，体现了卢一萍一以贯之的思想深度。八十年代，军旅作家唐栋曾以《兵车行》、《雪线》、《雪神》等一系列“冰山”题材作品饮誉一时，在极致化的“苦”与“难”的自然环境中塑造军人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超凡力量与伟岸形象。他笔下的普通边防官兵“在漫天冰雪的喀喇昆仑深处承受着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孤独，心理上却从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和怨言，随时都被一种高于一切的神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支配”[10]，这种叙述虽然有利于营造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氛围，但“这种对‘崇高’的刻意追求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被作者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力度”[11]。与唐栋相比，卢一萍在作品的现实主义力度上做了重要的探索。卢一萍作品中的军人形象并不是一开始就凸显他们的伟岸形象和超凡力量，而是展现他们普通、平凡乃至不那么光辉的形象，展现军人追求职业理想路途的艰难与代价。《孤哨》中天堂湾边防连六号哨卡的凌哨长在强大无比的大自然面前，感觉到自己“还没有真正交手就失败在雄奇壮阔的群山中，我连自己作为一星尘埃的重量也感觉不出。在这种辽阔的景象面前，生命渺小得几近于无”。小说以日记体记叙了他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长达八个多月的心路历程。作者描述了他在得知哨卡已撤、战友牺牲的情况下内心产生的种种矛盾、波动，以及在长期与孤独、寂寞、无聊的斗争中出现的幻觉、精神几近崩溃的各种真实情状。小说中的另一个军人——连长的形象也并不高大，凌五斗曾经在连长喝醉裸睡时难堪地发现他下身没有那玩意儿，也因为这秘密被发现连长变得越来越暴躁无常。经历了各种精神的困境乃至绝境之后，凌五斗终于挺了过来，专注于为战友们堆雪雕。这一行为绝非单纯地打发时间，而是说明凌五斗已经重新意识到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孤立无助的个体。有意味的是，凌五斗在终于离开哨卡前给连长的雕塑“添上了一个粗壮的男性标志，然后给他敬了个我有生以来最标准的军礼”。这一细节暗示凌五斗理解了连长所遭遇的身心创伤，正如同自己所遭遇的精神绝境。但是，他和连长一样都挺过来了，因为他们都是军人。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翔实丰富的细节描述了军人追寻职业理想所经历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塑造了血肉丰满的当代军人形象。
《孤哨》中出现了因为高原反应突然死亡的冯卫东，同样，《光荣牺牲》里的军校毕业生杨烈也是因高原反应而死，并且是以最不优雅的姿势在如厕时倒下。小说在军人追寻职业理想的艰难的主题的基础上，又继续向前推进一步，表现现时代军人追寻职业理想和英雄梦所面对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巨大阻力。在我看来，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杨烈，而是营长徐通。徐通是杨烈的未来。营长徐通当初和杨烈一样，满腔热血来到高原，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他唯一的想法是早点下山照顾老婆和十三岁的白痴儿子，曾经的英雄梦早已凋零。英雄梦缘何容易凋零？原因至少有二：一、军营不是象牙塔，社会的趋利风气难免影响军人，加之和平日久，保家卫国的奉献意识有所淡化，而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抬头。这种普遍的功利氛围在小说中处处体现。比如，“毕业分配这一步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谁都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个经济发达、条件优越、驻地在城市的部队里去，谁都不愿意去条件艰苦的地方，更不用说边海防了。”细究起来，杨烈到边防的动机也并不是那么纯粹，“他是这么想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不管他怎么折腾，最后还是会被分到条件艰苦的部队去。与其如此，还不如自己申请去算了。”这样还能被树为典型有利于未来的晋升。杨烈猝死后，营长担心此事影响自己提升，团长和团政委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为此事定性不影响自己的前途，为此明争暗斗，而一条年轻生命的失去却不在他们的重点关注范畴。在这种普遍的功利主义氛围中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行径很难被理解。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和平环境中成长的军人个人权益意识增强，为“大家”舍“小家”的意识有所弱化。但同时，“对生命的尊重一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课程，但我们至今没有学会。”[12]对于边防官兵权益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关注虽然比起以往有所改善，但现实环境对保护和滋养边防军人的英雄主义热情还是存在很多欠缺。比如，小说中的杨烈连基本的高原生存的常识都没有，就被送到高原。再比如，如何理顺边防干部的任职机制，使得营长徐通这样的人能够兼顾国防事业与家庭，如何滋养当代军人的英雄梦，这是小说提出的值得认真思考的现实课题。因此，卢一萍的小说切中了和平环境下军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脆弱性，这一主题联接了他念兹在兹的创作主题——功利时代中理想的脆弱性，拓深了军旅文学的思想性。
在创作谈《多少英雄梦凋零》的最后，卢一萍发出如此感慨，“停笔之时，我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胸中块垒已经浇去，不想喘气过后，新的块垒又郁结而生。在书房里呆坐良久，终于知道，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如果自己不想像英雄一样凋零，就得认命。”[13]的确如此，一个执着的思想者，永远与现实同行，永远在路上。
 
注释：
[1][2][3] 裴指海《在路上——卢一萍散记》，《文艺报》2009年3月26日。
[4] 王瑶《卢一萍：握笔远行》，《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8期。
[5] 卢一萍《向虚构致敬》，《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3期。
[6] 《帕米尔情歌：卢一萍中短篇小说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7] 卢一萍《自序：写作需要沉寂的力量》，《帕米尔情歌：卢一萍中短篇小说选》。
[8] 杨献平《寓言的边疆——卢一萍小说印象》，《新疆日报》2011年9月8日。
[9] 朱向前《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10] [11] 贾艳艳《冰山之魂：英雄主义的美与力》，《唐都学刊》2003年第4期。
[12][13] 卢一萍《多少英雄梦凋零》，《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