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异质性

小说的异质性

   王安忆

          我要说的是小说和现实的不同，我称作小说的异质性。尽管小说是来自于现实，但当现实进入小说，无论量还是质，就都起了变化。首先举一段引文，引自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本，第三章“确切”中的一节——

　　“我们生活在没完没了的倾盆大雨的形象之中。最强有力的传播媒介把世界转化成为形象，并且通过魔镜的奇异而杂乱的变化大大地增加这个世界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被剥去了内在的必要性，不能够使每一种形象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内容，不能受到注意，不能成为某种意义的来源。”

　　也许应该解释一下，引文中的“传播媒介”并不指今天的“媒介”的概念。生于1923，殁于1985年的卡尔维诺的时代里，传媒还没有覆盖生活，这里的“传播媒介”我更倾向理解成广义性的概念，而不以为卡尔维诺是在批判现代传媒，他完全可能是在说另一件事，就是那些强行进入我们视觉听觉的事物其实散漫无序。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卡尔维诺文集》被译为《美国讲稿》中的译文证实了我的看法，虽然它的行文不够帅——

　　“我们生活中的形象多如牛毛，而且它们通过乘方，通过万花筒中镜子的反光，还在无休止地增加。大部分这种形象，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意义上说，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不会衍生新的意义，不会引起我们注意。”

　　这段引文之后他又说了这么一句——

　　“因为我察觉到生活缺乏形式而痛感不快，就想使用我能想到的惟一的武器（才）反抗，这就是关于文学的思想。”括号里的“才”字大约是漏校，辽宁版的译文毛病不少，但还是比较“文集”版里的说法——“使我感到不安的是生活失去了形式，我想到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文学”，辽宁版似乎更“确切”，也更有力量。关于卡尔维诺的引言已经说得太多了，总之一个意思，现实世界因为缺乏形式，无法将潜在的意义呈现出来，而文学则可能赋予现实形式，这也就是文学的任务。

　　接着，我要讲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去最高检察院旁听庭审，是一桩死刑案的终审开庭。犯事的是一个河北来沪务工的小伙子，他杀了前妻的现男友。杀人致死已成事实，纠葛却在是预谋杀人还是激情杀人，其中的区别对于量刑事关重大。公诉方主张预谋，举证他专程去往前妻住处，身上带了手套、胶带、刀作案工具；辩护方则解释说，被告原是去求工，没遇见用工的雇主，于是弯道去看前妻。最后，按程序那年轻人作法庭陈述，他有一句话说得很有些意味，他说：假如没有发生最后的事情，那么是不是专程去、身上带不带东西就都算不上什么！也就是说，所有事先的所作所为本来是没有意义的，可是那一桩大事故将一切细节都组织了起来。我们小说要做的，就是要人为制造一个案子，足以将看似漫不经心的人和事结构成形式。当然，单就这桩案子，那年轻人所说完全可能是对的，那就是，去前妻家，带小刀手套，真的出于偶然，一旦事情发生，便成为必然，性质就这么改变了。

　　我将从时间，空间，人，三个方面来解释现实进入小说发生的质变。换句话说，形式里的生活是如何改变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