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小说创作谈

　　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因素。这是我给种子下的定义。

　　我们从事创作会经常看一些短篇小说，看一些小说当然都是非常不错的，枝叶饱满。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脏污的东西，这些东西就缺少了短篇小说的因素。拿一个自然界的种子来比，我们在自然界里寻找种子是比较容易的。我们种黄瓜地，留种的瓜是要留个标签，表示这是不能摘的，这就比较容易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短篇小说的种子，我们有时苦苦追求，却难以找到。在没有进入创作以前，这是难度很大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沈从文的《丈夫》。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短篇。大概情节是写过去的一种生活，说他的妻子在农闲时到船上去做一些接客的生意，她不把这种事看成多么丑恶，到了此时，丈夫去看他的妻子，就带着一种欲望、想念，肯定要亲近一番，结果到了船上以后，他却在眼皮底下一次次被人夺走了妻子。丈夫就在前仓，前后听到两个当兵的、水保等和妻子交易，情绪弄得很低沉，妻子给他钱也不要，一个人伤心地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第二天和妻子回乡下去了。这个小说的种子，我觉得就在最后呜呜地一哭。整个小说的过程就是这个种子生发的，一切过程都在向这个哭走。很感人。当然，还有社会分析、情感因素等都很丰富，这里不讲，讲的就是最后一切都是向这一哭而来。

　　我的小说《梅妞放羊》的种子就在于梅妞小姑娘向羊敞开了母亲般的心怀，让小羊羔来吃她的奶。当时想到这个种子，我高兴得快跳起来。种子有时在开头，有的可能在结尾，有的可能在中间。而这个小说的种子在中间。种子埋进去了，有一个发芽的过程。后面是开花结果的过程。前面培育，后面生发。因为有了种子，小说就立起来了，情绪也将饱满。我自己对这个小说也是满意的，一看就要看下去，不看完就有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小说每次不是发出去了就抛出去没有关系了，我常看，看得自己热泪盈眶。

　　我们听到短篇小说的很多做法和说法，我们听到有人说短篇小说是生命之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还是应该求，只有求，不断地求，才有可能遇到它。否则就往往就会失去这种遇的机会。因为我在报社工作，经常去矿上走，有很多人给我谈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我要说的，事情再多再古怪，如果没有短篇小说的种子，一切都是瞎搭。我有时跑一些地方，跑好多天，但没有短篇小说的种子和潜质，就没有写的必要。

　　这个短篇小说的种子可能是一个题目、一句话、一个细节、一种思想、一种理念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有一个东西，一个故事，可能在我们脑子里存在若干年，觉得可能会写成一个短篇小说，迟迟不能动手写，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种子所在。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了种子在哪里，就会感觉一下开朗，时候就到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文革期间，我们附近村有一个货郎，他还剩下一些东西没卖掉，家里实在穷极了，就把这些东西挑出外村卖掉了，生产队就开他的批判会，他就报复队长，把大粪用钉靶打到队长头上，七窍流血死了，社员发现追他，他跑到麦子地里，最后被社员乱棍打死了。这个不能忘怀的事使我觉得有短篇小说的种子在里面，但迟迟没写。想写成极左路线的东西，觉得这类东西太多，没有新意，就不想这么写。想把它写成复仇的小说，造成人性的震憾的效果，但此前我已写过一两篇复仇的小说了，自尊心不允许我再重复自我。那么这个故事还放着，有一回我读美国一个作家的小说前言，他提出一个人的群性的恶的观点，这个观点使我脑子一亮，使我想到好多事件都是群性的恶的参与所致，比如说外国的赛车，问观众为什么喜欢看赛车，就说想看翻车。我们每个人的人性里都有善有恶。我还想起我们老家三月三的庙会，在高竿上做动作，有些人就说那人为什么不掉下来。前不久媒体报道一个女子跳楼观者云集，最后没跳，众皆失望。这都反映了一种群体的恶。有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小说可能推动，写作了。我就把这个故事重新虚构，让他们来劝导这个货郎，一步步地推动这个货郎来杀死这个队长，全村的人都很兴奋，象过节一样，满足了这种群体的恶的东西。文革中好多的群众性运动，都是群人的恶的结果。很多事都是群人的恶的推动所致。以前我写过个人的恶，这篇小说的名字叫《平地风雷》，当年收入了上海编的一本小说集，就是说这个小说反映了对现实的一种批判。这篇小说的生发，它的种子是一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