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说创作的触发点

寻找小说创作的触发点

肖建国

我做过两年副县长。

1985年，我从省里抽调到一个叫永兴县的地方挂职。永兴县和我的家乡同属一个地区，音相同，习相近，山水相连。我们那届县政府班子一正七副，八个人。县长负责全面工作，几位副县长各管一摊。有分工，亦有合作，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那一年县里举行篮球联赛，因为我参加了县政府球队的缘故，开幕式上，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全部正副县长都坐在主席台上捧场，让县里的篮球爱好者们十分振奋，传诵一时。我有空时常到几位同僚的家里小坐，混得很熟。有时下乡回机关晚了，他们的家属会把我拉到家里，煎一个鸡蛋，炒两个青菜，再摆一碟剁辣椒，让我吃得热汗腾腾。后来我要离开县里时，县政府派车到长沙把我的家属接过去，县长们每人斗四块钱，一起热热闹闹喝了顿酒。两年共事，我熟悉了那帮同僚的作风和习性。

在县里我分管的是乡镇企业和政法。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在乡下各处走动。我在《县长搭台》里写到：“初到县里，不免到处走走，看看。他看了一些农户。那些农户真穷。几块杉木板架起来作了床，一领破席，两口土砖便是枕头。他也看了几家冶炼专业户（炼银的、炼铜的、炼锡的），看了几家煤矿。他看了油茶林，看了砖瓦窑，看了万头猪场，也看了冷浸田。看一处地方，感慨一回……”写的都是实情。既为县太爷，到了乡里村里不光走走看看，是要研究处理事情的。乡里的工作，真是很多，很繁杂。每到一地，当然总有乡里村里的头头脑脑陪着。我们一起开会，一起上山，一起下煤窑，一起杀狗打平伙，拿一个土钵子倒满米火酒轮流喝过去，有时实在困了，我们会和衣抵足而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听汇报，也聊工作，但更多的是扯闲谈，听他们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周边的人事。我很快发现了一个人类的弱点：面对自己的上级领导，只要你表现得体己、亲和，他是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讲的。由此我和很多乡村干部都成了很熟的朋友，无话不谈。有时候，我找个空子，就随着那个地的文学爱好者潜到了乡下，住上一天两天。我同农民一起下田割禾（我在做知青时学会了田里的全套工夫），我在月光下的晒谷坪里听老人讲古，讲他们过日子的艰辛，我也去寻访旧祠堂、古庙堂，我还同一位叫桂生的农民拿了雷管去河里炸鱼，驾个小船折腾了一天。晚上，就睡在农民家铺了厚厚新稻草的木板床上。我至今记得淡淡的温润的稻草香味，记得那一翻身就沙沙沙的细碎的响声。

在那两年，我深切地体察到了乡村干部和农民的生存状态。

我利用职权，从档案馆把一部孤本县志借出来，看了，又抄下来。我一边抄着县志，一边努力把触角伸进这块土地的历史深处，寻找，触摸，探究。

两年的县太爷生活，让我经历了好多刻骨铭心的人和事。

其中有一件就是处理一场矿洞纠纷。那场纠纷，不是小纠纷，它有纠纷的现实背景，又有深层的历史渊源，事关两个县、几个乡、几个姓、几千人的切身利益。为了处理那场纠纷，为了制止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宗族械斗，我带着一支由政府、公安和乡干部组成的十几个人队伍，驻到山上，历时两个多月。艰难和劳苦自不待说，紧张和焦虑更是折煞人。这段经历，一直很小心地埋藏在心的深处，不时咂摸。直到24年后，我受邀重返县城，参加县里的“煤炭节”，创作的念头才一下被触发起来，那些过去了的人和事猛然被阳光照亮，于是，我开始写《县长搭台》。

很多时候，小说创作都是在不经意间被触发的。

(《县长搭台》选载于《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