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学在田园之中，真是找到了一种难得的自在和闲心。而这，正是散文写作者最为重要的精神品质。我们都知道，凡是写得好的散文，往往平和随意，自由不拘，既一目了然，又让人回味无穷，《大地的事》就堪称这方面的典范。面对这样的散文，所需要的不过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心的读者，细细地品味，而若有人硬要跳将出来，喋喋不休地在那概括、分析、阐释、指手画脚，不仅不能帮助人更好地享受这样的散文，反而容易破坏这类散文的文气和境界。 我读周作人的散文时就常有这种感觉。他当年给《亦报》、《大报》写的随笔小品，篇幅都很短小，每篇也就五六百字吧，虽然也有“文思枯窘”、“不是乏味便多生凑”（周作人自语）的时候，但绝大多数篇章，应该说，周作人都写得自然从容，情趣盎然，达到了散文随笔这一文体的极高水准。对于这些文字，周作人自道：“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关于身边琐事》）他还自定了两个写作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拿手戏》）——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特点都准确地说出来了，加上他的文字本来就并不难读，这时，如果批评家硬要用微言大义去阐释周作人的散文，恐怕纯属多此一举。 有一种散文是只适合阅读、回味和享受的，它并不适合阐释。周作人的散文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它好，但很难说清楚它好在哪里。不是有人说他的散文是闲适的吗？但周作人自己却说：“拙作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药味集-序》）貌似闲适实为苦涩，这可能才是周作人散文的真谛。一九二八年，他在给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作跋时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把这种文学意味概括为“雅”：“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燕知草-跋》）周作人一再强调闲适里也有反抗这一点，并不是要为“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情形开脱，而是不愿让自己以及自己的追随者（俞平伯、废名等人）的文字混同于“小摆设”、“供雅人摩挲”（《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行列。——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理解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的人可谓大有人在。 要在周作人这种“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的散文境界里读出涩味和反抗来，仅靠批评家的阐释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读者要有心境去揣摩，回味，响应。没有合适的心境，那是不能读周作人的散文的；即使读了，也可能会读出另外一个模样。因此，我认为，有一种好的散文，是叫批评家束手无策的，它欢迎阅读，却拒绝阐释，这种散文，用王统照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的《纯散文》一文的话说是，“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使人阅之自生美感”。——“阅之自生美感”，阐释便显得多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式的散文，确实称得上是专供闲读的闲笔了。这样的散文会被忽视数十年之久，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和周作人自身的历史污点这些原因之外，实在是与他的散文气质有关的。——在漫长的狂飙突进的革命时代，谁会有闲情逸致去读这些闲笔文字呢？所以，只有等到革命的弦放松了，生活的自由和趣味慢慢得到尊重了，人们才会重新想起，现代汉语散文中，原来也还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这一脉文字的。 相比之下，读者和批评家的目光，在大多数时候是集中在那些可阐释的散文上。比如鲁迅的散文，无论是他的《野草》，还是杂文随笔，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给读者和批评家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你可以在思想上，存在意义上，作很多的发挥。他的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枣树”（《秋夜》），我们就可从中读出无穷的孤独和意味来；他的一篇《女吊》，篇幅并不长，里面的灰暗和绝望却着实令人惊心动魄；前两年，甚至还有人在《记念刘和珍君》这样悲痛的文字中，读出鲁迅真正爱的其实并不是许广平，而是刘和珍。“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角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见《书屋》杂志二○○一年五期朱大可文）——这当然是一种歪读，可一笑了之。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是，像鲁迅这种思想个性鲜明、语言充满隐喻的散文，确实是适合阐释的（包括错误的阐释）；或者说，他的许多散文，只有被充分阐释之后，才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以致鲁迅的这种散文传统，在当代已被简化为意义型的写作，许多的散文家，动辄也用起“墙”、“夜”、“死火”之类的象喻，像鲁迅那样“彷徨于无地”，“彷徨于明暗之间”起来；还有的人，以鲁迅为样本，写杂文和短论，也名之为“匕首”和“投枪”，扮演着“战士”的角色，呐喊着，但惟独容不得别人批评鲁迅——他们以为鲁迅是害怕别人批评的，这简直是对鲁迅精神最大的亵渎，它令我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曾引用过的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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