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如心痛

持之如心痛

徐则臣

这小说写了很久。不是不知道怎么写，而是胆怯和犹疑，不确信是否可以完满地自我表达，因此步履蹒跚。和过去的中篇比，这小说的故事性可能最淡，但负载的想法又最多，想法之迫切与深重，已经漫上了嗓子眼儿，堆到了眼皮底，不说出来只能天天惦记着，等于给自己用私刑。

一个一个说。

必须压住它的故事性。我直觉以为，在这个小说里戏剧性不是个好东西。从构思时开始，我就跟自己编故事的冲动较劲儿，我提醒自己：平实，真诚，沉切。这小说只需要这六个字。但对一个中篇，要写出一个好故事不容易，要不写出一个好故事更不容易——我担心一不小心就滑到故事的轨道上。写作经年，找一个好故事已经成了本能；而一个好故事总是最保险、最有效的结构小说的方式，那对作者是个预支的定心丸，你很难拒绝这个诱惑。但我得防着。如果入了那个道儿，我不敢保证自己有能力挣脱故事的强大逻辑，我也就不敢保证自己的想法能够很好地渗透进小说，像墨走在宣纸上，我得让想法和情感无处不在。就此小说而言，我的确对故事本身不感兴趣，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把嗓子眼里的东西吐出来，把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清理掉。

至少有五年时间，我都盯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乡村到小城市再到大城市，这条单行道上集合了当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资源、机遇、财富、信息、希望和人才的单向流动与集中。至少理论上貌似如此。所有人抬起手，下意识地就会指向同一个目的地：大城市。那些繁华时尚现代的巨无霸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集体奋斗目标。一个人如果不在大城市，那他就在奔赴大城市的半道上，这个半道就是小城市——这个奔赴，既是身体意义上的，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西北望长安。然而，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总有焦灼的东西在。这焦灼的是人。前几年我写了一些关于外地人在北京的小说，他们从乡村来，或者从小城市来，汲汲以求寄身于北京。我想看看他们在这个中国现代化的样板之地的希望、焦虑和可能性，我想看看在北京，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与这个城市的关系。在这些小说里，尽管舞台是北京，但观众的目光基本上都是沿城市化的方向看过来：乡村——小城市——大城市，箭头一路向前。他们从故乡出发，远道而来。毋庸讳言，他们中有“我”，有我对“城与人”关系的思考，我抽象在他们身上。

现在，我想转过身，从终点往回看。我把小说放在半路上，在中间位置前后打量，看一看小城市之于乡村和大城市的意义。当然，我无意于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我只是对经行在这一过程中的人有兴趣。我想此刻此刻，他们奔赴在半路，他们被夹在中间，面对逃离和诱惑、想往与绝望、躁动与坦然，他们与城市的复杂关系必然也会体现得更彻底。我也想看一看，在现代化如高铁一般动地而来时，是否对繁华、现代和都市的渴望与认识只有一个向度。在《小城市》里，我几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放进去，体会最日常的小城市和身在其中的人，我和他们一样东张西望。主人公彭泽，他的任何一个焦虑和困惑都是我的焦虑和困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说的；他的还乡就是我的还乡，他替我从北到南走了一遭。

面对“故乡”，不管是真实的故乡还是纸上故乡，我都必须让自己和彭泽一样真诚。可能因为少小就离家，我对故乡满怀敬畏，对故乡的人事也敬畏，不敢在情感上稍有怠慢。我总以为，那是源头，母亲在那里坐着，不管你跑到哪里，浑浊成什么样，溯流而上时你必须是清的——即使浑浊，也得清清明明地浑浊，别加漂白粉和清新剂。如果对故乡都不能平实、真诚和沉切，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要表达“故乡”，限于能力对错我管不了，但修辞立其诚，我力求一个“诚”字上的圆满。所以这小说写得胆怯和犹疑，写得久，但写完了我心安，因为整个过程我感到了切肤之利——持志如心痛，持之亦如心痛，这起码可以说明，这个小说里“我”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