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

       “祖父的故事是史诗，按照历史的逻辑，有着诗性的悲剧结局；祖母的故事是传奇，按照生活的逻辑，绚烂繁华终归于惨淡艰难；父亲母亲的故事是现实主义小说，无论他们的人生际遇还是人生选择，就连他们最后的去世，都意义鲜明，深刻动人，总有些什么让你仇恨，热爱，赞美，叹息，感动……而我的故事，却是一堆前言不搭后语的段子，禁不起追问，莫名其妙，悲哀也变成了可笑……”

       这是我最先写下的一段话，如果没有这段话，很可能也就没有《无家别》，虽然《无家别》里的故事，在我心里早就有了。

        写作《无家别》，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有太多的事扑面而来，主人公“我”三四十年的人生，祖辈、父辈两代人的命运……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更为困难的是，即使把那些事密密麻麻都写下来，写成一部多卷本的长篇——我就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明白了吗？也许说得越多，离得越远。

　　我对写作的有效性问题很在意。这是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问题，写作的有效性，在很多时候，被人理解为写作的影响力。我所说的有效性，不是这个层面的，我认为有效的写作，是有贡献的写作，无论是对世界的发现，对人类的精神情感的探索，还是对小说艺术本身的探索，只要有微末的贡献，哪怕是谈不上成功的尝试，都是有贡献有意义的写作，是有效的写作。与此相反，一些纯熟优美的、完整流畅的，甚至不乏感染力的写作，却很可能是无效的写作——哪怕你写得和汪曾祺、孙犁一样好。

　　我很害怕这篇《无家别》会成为无效的写作，我至少要说服自己，才能写下去。换言之，如果我要写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我得为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寻找到新的叙事逻辑。

　　很遗憾，我没有找到。我无法使我们的故事，生成意义。

　　意义生成的困难，是最近几年我一直与之纠缠的问题。然而作为虚构叙事的小说，生成意义是它得以存在的根本力量。当我们的世界支离破碎之后，我们只能前言不搭后语地讲述我们的故事。

　　也许，这种无法生成意义，就是我们的故事最该表达的。《无家别》表达的就是这样无立足之地的失败感。

　　《无家别》中写到了农村的一些新气象，那是我回河南老家看到的，我还去看了新建的农民社区，小说里提到的关于土地流转程序中的一些数字，是当地朋友给我提供的官方数字。我很难判断，失去村庄的平原之上，那呼啸的风声，是进步的凯歌，还是无奈的挽歌。

　　最后产生的是小说的名字，它出现得自然而然，杜甫的叹息一直盘旋在这平原的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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