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

肖江虹

这个小说我写得很艰难。

城市拆迁这个题材，冷静的小说家不会轻易去碰它。原因是它的精彩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它的诡异之处在于：它早就脱离了生活的常态，以一种近乎亢奋的方式，不断打破你对生活奇异性的构想。也许你花一个月刚完成一个自认为匪夷所思的拆迁小说，再把眼光转回现实定睛一看，小说构建的人和事已然成了河姆渡遗址。

所以，写这个题材是要冒风险的。

本来，我也想，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但是，当一幕幕和时代、人性、生活格格不入的事件血淋淋呈现在面前的时候，还是鼓励自己，拿起笔来写一写，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心安理得一些，因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世纪对抗中，我发出过一点声音。尽管这点声音无法在资本推土机的巨响中起到一丝一毫的作用。

为了不让自己跟在新闻事件的屁股后面走，我放弃了正面强攻。

之所以说这个小说写得艰难，主要是小说的切口很关键，找不准一个好的切口，它就可能成不了一篇小说，而是一篇新闻稿。

想了很久，我想起了老家一个古老的仪式。这个仪式叫喊魂，又称叫魂，谁家孩子病了，治完病，家人就拿点香蜡纸烛之类的，跑到一个很高的山头，对着远处喊“某某某，你快回来，三魂七魄回家来”。在我的乡亲们看来，生病只是人性迷失的外在表现。所以，除了治病，还得从心灵上完成人性的回归。我对这个看似荒唐，其实端庄的古老的仪式很着迷，觉得它有着人类最朴素的哲学思考。

如果能把这个仪式引入小说，那样小说的隐喻功能就实现了。所以我让马义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乡村，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从乡村走进城市的马义们，都怀揣着理想，都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逻辑。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这场世纪对峙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作为资本链条上的一环，他们只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

其实，被异化的何止是马义们。从拉起标语坚守家园的“史上最牛钉子户”，到泼上汽油把自己点燃的自焚者，还有早早就背负着千斤重担的房奴们，甚至那些躲在幕后的操纵者，谁又敢说他们没有被异化了呢！我相信，在一个资本和财富异化的时代，我们谁都劫数难逃。

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文学是虚弱的。但是我想，虚弱也是一种力量。

作家可以批判现实，可以歌颂现实，甚至可以打倒现实，但是不能逃避现实。正如谢有顺说的：新一代作家的写作内容普遍集中在都市的时尚生活上，这是他们写作经验的边界和领域。但这样的写作其实包含着一种危机，它意味着有更多无名的、匿名的生活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一代作家的笔下。大多数人都在写一种时尚的都市生活，可能过一段时间，文学里就找不到农村里的、流水线上生活的踪影了。再过50年，当那一代的读者或研究者读今天的作品时，他会出现一个幻觉，觉得这一代人都在喝咖啡、吃哈根达斯、游历世界、穿名牌。这是一种新的文学执迷。新一代的写作者要警诫一种经验对另外一种经验的消灭。

有朋友看过这篇小说后给我打电话说：“少写这种东西，生活多广阔啊！能写的东西很多呢！就算写，你可以处理得更温暖一些嘛！”我不是不想温暖，现实让我温暖不起来，假装温暖了，会被骂的。

我又想起一故事：据说佛灭后不久，有五百阿罗汉于王舍城举行第一次结集。其时阿难于会众前诵出经文，而在诵出经文之前，先言：如是我闻。

对于“如是我闻”，我的理解可能比较粗浅：我听说的和看到的就是这样。作为写作者，我能做的，就是拓宽自己的“闻”，忠诚于笔下的“是”。争取不说谎，或者少说谎。

感谢《山花》和《中篇小说选刊》，能让更多的读者知道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喊魂”的古老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