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自我的勇气

       “年轻的时候，性是严格限制给一个人的，然后就成了爱。……于是，爱就联结成了婚姻、家庭、忠诚。确实有些好例子，能缔结婚姻的人，两个人开始的时候会有火花，然后，有共同目标的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道德规范推动婚姻的继续。然而，我觉得，接下来就有大量的例子，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维系。不过，以前的人也没期望得到什么有所不同的。我以为，性冒险从来都是个阶级问题，是件安逸的事儿，……我肯定，那时代的人有性幻想，有浪漫感情，我指的是读中学时，被我们称为迷恋的那种感情。我敢肯定，那时候有人终生有这样的感情。也许他们从来也没泄露过，也许某种程度上，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滋养的。……我确实觉得与性相关的某些东西，是相当有威胁性的，是无法抗拒的，不需要婉转表达。性的吸引力经常存在于那些除非是性，否则根本不会选择的人之间。我认为性的吸引力是件相当孤立的事儿，充满了意外。这些故事展示了性是种通道，在这里理性崩溃。”

　　在琢磨怎么说说《亲爱的》时，看到新晋诺奖得主门罗上面这段话。这挺适合用来解释《亲爱的》。很多我想要说的，都被门罗说了。

　　《亲爱的》和我之前写的所有小说都很不一样，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这是我在创作中第一次直面“性”。

　　之前也不是没写过，但都是点到为止，后来，我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逃避。

　　写作最大的限制，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太多时候，写作者被自己钳制住了，不敢去面对内心里那个真实的自我——当然，这不是说作品里的人物就是作者自己。按照世俗的法则，那个潜藏在深处的、不敢示人的自我，可能是懦弱的、邪恶的、淫秽的、变态的，也有可能，是爱着的。之所以不敢将这爱示人，是因为这爱不被世俗所容。在世俗世界里，这爱是不正确的，这爱往往意味着对他者的伤害。但写作的“正确”与否，不应该与世俗的正确与否等同。不管这个潜藏的自我如何不堪或者可怕都是应该直面的。

　　写《亲爱的》时，我仍然没能完全真实地面对自我。一方面，我总想着用世俗的标准去约束自己，写到性时，不能太“露骨”；另一方面，虽然我尽量真实地去写这两人的欲望，也尽量写出由这欲望抵达的真纯的爱，但我没敢去写出这爱里的自私和背叛，以及背负这自私和背叛的那两个卑微而又值得怜悯的人。我怕面对这巨大的虚无，我还是试图把他们这本就不能被世俗所容的爱写得体面一些。我本来不愿“用了曲笔”，给这小说“平空添上一个花环”的，但我还是这么做了。

　　这真有点儿让人失望，甚至绝望。

　　也许有一天，我能更加真实地面对那个真实的自我，写出更加真实的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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